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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以女性立場嘗提出「先要有個人,才有群體的存在」,放諸於本劇中十位男性對我們所顯示的群體性,既在個人性的表現上,不同的現實經驗通過語氣、行為乃至個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現,導演又將這些個別的相異性串接上戰爭鑄就身體錯置,而造成長治與玄吾的精神離析現象,也反映了群體性在當代的歷史形象。這種個人與群體(國家)之間在相互關係上的辯證,仍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中游離不定,與《夾縫轍痕》在這個問題上一樣,雖勇於提出,卻無法找到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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