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認識「蔡逸璇」這個名字，是疫情期間少數順利登場的《趙氏孤女》讀劇演出。 向來以演員為主、劇本為輔的歌仔戲，竟然會有「讀劇」，本身就是件神奇的事。文本將傳統故事《趙氏孤兒》改了設定，主角由男轉女又女扮男裝，一方面挑戰了古典敘事建構於父系倫理的個人身分與社會價值，另一方面也對應歌仔戲多由女性出演男性角色的表演體系，戲裡戲外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既鬆動歌仔戲行之有年的「規矩」，卻又好似向其致敬。 要說是蔡逸璇是有意識地選擇「革新」歌仔戲，不如說是歌仔戲自己找上蔡逸璇。
一個藝術家的底氣是不是從獎項掙來的？接連拿過金曲獎、金鐘獎，楊大正的歌手╱演員雙棲生活，在近年來逐步被更多人認識。不過，早在更之前他就站穩了自己的步伐。「獎項的重要，因為那真的是對認真做藝術的人很大的鼓勵，無論音樂或者戲劇上的都是。」楊大正說，即便如此，他更明白即便沒有獎項的肯定，一個人投注的時間，「也會讓你在那個領域當中，磨練出創作者的底氣。」
布袋戲演師仰賴的是「操偶」與「口白」的技藝。操偶是讓戲偶能有動起來的生命，口白則賦予戲偶聲音，而劇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聲線也往往由同一位主演擔綱。不過，演師多數時候藏在戲台後頭。但隨著現代劇場的介入，演師的「現身」成為全新課題，也是多數布袋戲團陸續嘗試的創作方法。其中，臺北木偶劇團大概在2019年前後開始有此嘗試，藉此去找尋人與偶間的共鳴，以及兩者存在於舞台的平衡。 身為臺北木偶劇團主演之一的吳聲杰，不只是從戲台裡頭走向舞台前方，被喜愛看布袋戲孩子們稱為「猴子哥哥」；他更是在大學之後才接觸布袋戲，進而從一名二胡演奏者，闖進布袋戲這片「武林」，隨著無數位門派宗師、或民間高人，持續進化成現在的青年好手。
33歲即獲邀擔任芝加哥交響樂團駐團作曲家，並長達9年（1997-2006），同時亦為全美多個音樂機構董事會成員，其中包括曾任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副會長，作曲家奧古斯塔．瑞德．托馬斯（Augusta Read Thomas） 的經歷，不僅能看見她在作曲上的豐沛能量，其活力也不斷滲透到音樂廳以外。究竟是什麼樣的養成背景與創作觀，讓她走到了當代樂壇如此獨特的位置？ 把握她今年作為第4屆衛武營國際音樂節駐節作曲家的機會，特別安排了這次專訪，透過其親自分享，帶你感受托瑪斯「強風」（Gusty，朋友對她的暱稱）的魅力。
作曲，不是職業，而是熱情！ 蓋利安諾。 對我而言，手風琴是吊著肩帶的史坦威 現年75歲的李查．蓋利安諾（Richard Galliano），出生於法國南部風光明媚的坎城，16歲代表摩納哥公國於西班牙瓦倫西亞市（Valencia）參賽，贏得「手風琴世界聯盟」大賽（CMA）青少年組第一獎，隔年於法國加萊市（Calais）再度贏得CMA大賽成人組第一獎，並三度取得法國最高榮譽的音樂勝利獎（Victoire de la musique），也是現今唯一一位獲得德國古典唱片老牌「德意志留聲機」（Deutch Grammphon）錄製專輯的手風琴與班多鈕琴（Bandonon）演奏家。日本大師小林靖宏（Yasuhiro Kobayashi）曾說：「蓋利安諾改變了手風琴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談手風琴在『蓋利安諾之前』與在『蓋利安諾之後』。」的確，在蓋利安諾錄製的70多張唱片裡，讓人看見這項樂器演奏的多樣性與精湛性，曲目從古典、爵士到法國香頌，還有在不同樂種之間的跨界改編，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法國廣播電台（Radio France）亦稱譽：「蓋利安諾是第一位打破爵士與手風琴之間界線的演奏家，從此，手風琴再也無所禁忌了。」 在他的手中，手風琴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貧民鋼琴」（piano du pauvre）樂器，而是一種講究技巧與詩意的音樂藝術。 法國晚上8點半，葛利安諾擱下正在作曲的工作，開始在電話那頭侃侃而談自身的經歷與對音樂的熱愛。回首自己的音樂之路，蓋利安諾認為他的父親手風琴家呂西安．蓋利安諾（Lucien Galliao，1926-2018）對他影響深遠。在父親的啟蒙與循循誘導下，4歲的蓋利安諾開始學習手風琴，從此愛上這項樂器，並很快地走向手風琴家之路。現今寫在蓋利安諾個人網頁上的中國俗諺：「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註1），正是父親當年對他的教導。其後蓋利安諾進入尼斯音樂學院，除了手風琴，也學習和聲、對位法與
蓋利安諾表示：「手風琴在1960年前一直是個很受歡迎的樂器，尤其是在法國。比利時手風琴家居斯．維哲（Gus Viseur，1915-1974）與當時其他音樂家如法國爵士吉他手金格．萊恩哈特（Django Reinhardt，1910-1953）時常合作演出，他們以法國爵士且前衛的方式來詮釋法國香頌。在美洲也有搖擺樂之王單簧管手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我們現在最常演奏的還是1935年居斯．維哲這時期的作品。然而，在60年代，興起一股反動潮流與世代衝突。此時，糟糕的搖滾樂流傳到法國，手風琴不再流行。當時我只有10歲，目睹父親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能為力，因此，終其一生，我想要還給這個樂器一個公道。我在薩爾茲堡的莫札特基金會音樂廳（Mozarteum）與著名的室內交響樂團 「加美拉達」（La Camerata）一起演出，也在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巴勒摩（Palerme）市與爵士大樂團合作，目的就是要讓大家聽到手風琴。然而，直到現在，仍是一項挑戰。」
在劇場看見林子恆，多半時間他都不全然是「林子恆」。 他是《春眠》裡的丈夫林正陽，在面臨妻子失智與關係斷裂的痛苦中，終能得到救贖；他是《父親母親》裡的父親米粉，同時也是出櫃跨女的Diva；他還是《灰男孩》裡的所有角色，以一人之力撐起全劇演出。 即使下了舞台，在演員之外，他依舊有多重身分，是老師、伴侶、兒子，也是自己。或許並不是因為他是劇場男神所以善於百變，而是每個變化的面向與個性，才構成林子恆。
賈柏．柏多契基，一位活躍於國際舞台人物的匈牙利小號演奏家，他技藝超群、多才多藝，集演奏、編曲、教學於一身，多年來憑著紮實的演奏技術，獨到的藝術觀點，勇於嚐試新的挑戰，曲目持續推陳出新，曾與許多指標性的演奏家、樂團合作，亦經常為當代作曲家新作進行世界首演。 從9歲開始與父親學習吹奏小號，先後畢業於布達佩斯的利奧．維納音樂學院（Le Weiner Conservatoire）和弗朗茨．李斯特音樂學院（Franz Liszt Academy of Music），賈柏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演奏家，也致力於音樂教育，他自2010年起擔任李斯特音樂學院的小號教授，致力於培養下一代音樂家。 家是起點，也是藝術情感的延續 出生於匈牙利的塞格德（Szeged）的賈柏，其音樂之旅始於父親送給他的一支小號。父親是小號演奏家和銅管樂器教師，小賈柏從小在家中耳濡目染，但年幼的他並不覺得自己會以演奏小號為職業，「成為獨奏者對我來說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我只是按部就班地練習，我的職業生涯其實是一步步開始的。」 父親的教導，給予他充分的自由去盡情發揮，其實是引導他，演奏樂器能從過程中養成獨特的感知能力，必須敞開心胸，並且充滿好奇、虛懷若谷，養成了賈柏不辭涓滴的信念，耕耘不輟的精神，也成為日後堅持藝術理念的基石。 大賽得獎，成為走上職業生涯的契機 對很多年輕演奏家來說，比賽是音樂事業的起跑點，也是逐鹿中原的關鍵點。20歲生日那天，賈柏在「日內瓦國際比賽」（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CES in Geneva）獲得了第3名佳績，這是很大的鼓舞，讓他決定以演奏小號為職業，遂為最美好的弱冠之禮。 或許，20歲立志成為職業音樂家的決定來得有點晚，但並不代表他的技巧養成輸在起跑點。爾後，賈柏在慕尼黑ARD音樂比賽、第3屆莫里斯．安德烈國際小號比賽（International Maurice Andr Competition in Paris）等屢獲大獎，開啟了他的國際視野。雖說賈柏是在這些比賽中建立了知名度，但他更珍惜的是這幾場比賽所建立的機緣。 在這些指標
前一天才下過雨，天空陰陰的。想要畫面帶著綠意，還是決定在戶外拍照，只是擔心沒有陽光效果不好。但嚼著口香糖的吳欣澤拿出西塔琴，就著大石頭盤起腿，灑脫地說：「沒關係！我只要唱一首歌，太陽就會出來，屢試不爽！」於是他撥著琴弦，歌聲隨著風在空氣中傳送。哪管遊客來來往往的側目，閉眼入神的他，已經自處在一方晴朗的小宇宙中。 誤打誤撞的音樂之旅 難以想像眼前仙氣十足的吳欣澤，曾是一位出色的吉他手，拿過熱門音樂大賽、獲得最佳吉他手及創作新人獎，也在各大演唱會擔任專業吉他演奏。不僅如此，在不同場合也看到他百變的身分。明明認識的是吳欣澤，有時候節目單寫的卻是屋希耶澤，下次看到宣傳竟又變成AZeR澤原來，擁有一半噶瑪蘭血統的他，在演出母語創作時就以族名出現，他說：「『屋希』是家族的姓，意思是『一』，『耶』（A）是我阿公，『澤』是我。AZeR是我的噶瑪蘭名的轉譯。」雖然其中意義深厚，但對他來說卻感到私密，就好比只有親人才會這麼叫他，想推廣，卻又無來由地感到害羞。 認真說起來，他是個在101大樓旁長大的台北小孩。家裡很少提及關於原住民的脈絡，他也沒有長期在部落生活過。不過吳欣澤從小知道不管爬樹、游泳等體能活動都比同學們還要好，而且隨著年紀增長，他意識到自己愈「野」。狹隘的框架限制不了他，直到將這個野性灌注到音樂中，發洩在電音、迷幻搖滾、放克上。他雀躍地說：「當時在我身邊彈吉他的都不是一般人，我的老師是知名樂團的吉他手，全台最大的樂器行就在我家隔壁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他清楚如果繼續彈吉他，也能夠闖出一番成就。「那是我的根！」他說：「吉他本來就是家裡有的樂器，長輩都會彈，多半也會唱台語歌紓壓，但對我來說，是得到另一種自由。」 直到有次買錯CD，西塔琴特殊的音色在他腦海中留下烙印。後來有天在淡水彩排結束，看到手工藝品店有人賣西塔琴，琴上連弦都沒有，他卻衝動地將它買回家，然後自己裝上古箏弦亂玩。不知道西塔琴的定弦怎麼辦？偏偏在之前買錯的CD上面翻到答案。 「一切都是緣分，我可能是被選中的！」吳欣澤笑著說：「我跟西塔琴的關係其實很緊繃！它好像是一個麻煩的小公主遇到一個土匪，土匪明明討厭麻煩的事情，偏偏愛上這個小公主，小
平衡，是馬戲在挑戰特技時必須維持的其中一種方式。 馬戲表演者藉由追求、或是意圖打破平衡來製造屬於馬戲的身體與表演美學，也提供觀眾對於危險邊緣、人體極限的挑戰想像。不過，對於一個在不到15年內就從幾個朋友的熱血拼搏，成長到擁有專職表演者、行政與技術團隊等40人組成的「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後簡稱FOCA），創辦人林智偉就不得不從原本的「表演平衡」，開始思考供需關係、演出頻率與規劃、藝術創造、生態支持等面向的「營運平衡」。
「誰需要表演藝術？這個問題既重要，也是我每天思索的核心。」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朱宗慶彷彿是被問進了心坎處，深有同感地說：「大眾需要、藝術工作者需要、教育與文化工作者需要，企業也需要但在這些不同的需求之中，誰才是你真正的觀眾？」然而在這之前，必須釐清一個觀念：「什麼是藝術，什麼是娛樂？」藝術的目的包括創作者情感的表達、人生的反思、觀點的挑戰等等，而娛樂則提供愉悅或刺激的體驗，讓人們獲得快樂與滿足感。兩者時而相異、時而交疊，界線要如何劃分？他坦言：「我沒有標準答案。 」 從全面扎根做起，向外擴散 樂團已經成立38年了，在創團最初，朱宗慶就決定讓打擊樂的演奏、教學、研究、推廣共4個方向並進。樂團的演出在型態上分為7類，包括經典、推廣、親子、節慶、校園音樂會、實驗性作品、音樂劇場；主要的節目也有3+1季，分別是經典或純打擊樂作品、跨界演出、擊樂劇場，加上兒童音樂會。這樣多樣化進行環環相扣，30多年下來產生了交互作用，因此得以將擊樂分享到台灣與世界各地。再者，節目類型多，作品豐富，人才也就顯得多元。「這樣的全面發展背後誰來買單？就是觀眾！曾經來看過我們演出的，會發現我們有非常多的變化，就會想要一再觀賞。」如此的成效證明，當初的全面發展是對的。 「觀眾經營本來就非常困難，尤其最近，我們的觀眾跟以前一樣多，但花的力氣卻是加倍。」朱宗慶觀察，原因首在於疫情過後社會生態改變，表演的取代性變多了。再者，以往看表演與其他享受是分開的，現在卻變得相互取捨。如何突破這個困境？他思考著「怎樣讓觀眾變得忠誠」。首先，教學系統的學生觀眾是兒童音樂會的大宗，這是團隊花了幾十年培養的成果。教學的目的本來就不在培養打擊樂家，而是藉著人的本能、最低門檻的方式讓人們進入藝術領域。因此兒童音樂會的觀眾很多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參加音樂會的，這些孩子們長大後即使從事各行各業，也會將看表演視為必須。 接著，觀眾群從兒童成長到全台有100多個的傑優打擊樂團，再算進傑優教師的樂團外，他們的父母、親戚、朋友、學生等等的擴散，也會是來源之一。當然，三年一度的台灣國際打擊樂節（TIPC）也觸及更遠的觀眾。「但這是不夠的！」朱宗慶透露他們一年舉辦超過百場的講座，維持熱度「目的就是不斷地告
「我認為創作者要具有一定的敏銳度。」創團10年，丞舞製作團隊（B.DANCE）如今不僅以作品站穩歐陸市場，更以「B.DANCE」為品牌，在台灣發展出橫跨各種領域的舞台，開創無數合作機會。而這不僅是他們從創團第一年就定下的策略，也是一路走來始終不移的方向。 科班出身，藉著參賽國際編舞比賽打下知名度，藝術總監蔡博丞對團隊的經營策略，從創團前兩年就開始醞釀。創團那年，他創作的《浮花》備受國際矚目，海外邀演不斷，而B.DANCE已然將自己的機動性開到最大值，以最大的彈性符合各種邀演需求，「我不追求殿堂，我只希望讓更多人看見我們，認識B.DANCE。」 如同精品，除了品牌名字盡人皆知，與跨域合作發展的可能性亦是極廣；這個時代的舞團如果也能成為一個品牌，市場對它的需求，也將不再只有表演這件事。
音樂劇逐漸在台灣嶄露頭角，無論是演出數量、製作品質、觀眾培養等方面，都成為表演藝術圈不可忽略的類型。其中兩部爆紅作品《勸世三姊妹》、影集式音樂劇《SC驚釀小酒館》（後簡稱《小酒館》）更創下台灣劇場前無古人的紀錄，數次巡演都在開賣時迅速完售，並成功吸引大量新觀眾首度踏入劇場。 兩部作品更體現了台灣劇場的不同製作體系與生態。《勸世三姊妹》來自音樂劇團「躍演」，但獲得IP開發公司「大慕可可」支持，構成台灣少見的新商業劇場規格。而《小酒館》是從製作公司「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啟動，分別邀請導演高天恆與創作、設計團隊合作，並有百萬訂閱YouTuber「欸你這週要幹嘛」跨界演出，打造製作、行銷為起點的創作模式。 劇團與製作公司如何面對觀眾的需求？是否擁有截然不同的規劃方法與思維？又如何在（我們所期待的）劇場產業與商業模式裡頭，找尋藝術與票房間的平衡？因此，我們邀請到躍演藝術總監曾慧誠、團長侯淙仁，與五口創意有限公司兩位共同創辦人孫明恩、陳宣，展開一場不同切入角度的對話。
作為一個走遍世界各地、有駐村也有演出的藝術家，瑪琳．蒙泰羅．弗雷塔斯（Marlene Monteiro Freitas）最喜歡觀察的就是人。每每來到陌生的城市，她會從各種面向來觀察當地的人，從臉孔、眼睛與嘴巴，到由人所建構的各式文化載體：影像、音樂、建築等等。 在她編創的《酒神有沒有派對》（Bacchae Prelude to a Purge）中，觀眾即將「遇見」的，將不是既定印象中的臉孔、物件、音樂或舞蹈，而是各種被編舞家瑪琳吸收、咀嚼、轉換與支解，最終蛻變而成的一幅「動態輪廓」。透過這個輪廓，觀眾將深入感受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酒神的女信徒》（Bacchae）中，各種衝突、混亂的文本脈絡，以及滿到天靈蓋的情緒能量。
因為《勸世三姊妹》的爆紅，在音樂劇耕耘多年的張擎佳（佳佳）終於被觀眾看見了。在戲裡，大家跟著她充滿爆發力與情感的歌聲又哭又笑；在戲外，也有很多人直接以角色名稱「宋國珍」稱呼她。這位音樂科班出生的演員，曾經唱壞自己的嗓子，卻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這條路；於是，本次的「藝術家請回答」邀請張擎佳參與，讓她回應粉絲想要知道的問題除了會大罵髒話的宋國珍之外，張擎佳還有哪些面向？
EX-亞洲劇團、身聲劇場與阮劇團，分別是位於苗栗、新北、嘉義的現代劇團，過去並無合作機會；這次因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藝術未來行動專案，提出「神鬼人間道台灣劇場未來式」計畫，就他們各自的表演系統、身體工法，以神、鬼、人間3種（被）理解脈絡，展開3年期的交流與排練過程。 劇團的3位導演各有所長。來自印度的Chongtham Jayanta Meetei（江譚佳彥）深耕本質劇場，強調身體語彙的當代展現；來自馬來西亞的張偉來，擅長融合表演者的肢體聲音及樂器的運用；台灣在地的汪兆謙，著眼文本、翻轉民俗文化揉合於現代戲劇。這次，我們從劇團的3位演員李昕宜（EX-亞洲劇團）、劉佩芬（身聲劇場）、鍾汶叡（阮劇團）出發，談談他們各自的演員之路，也在認識彼此的過程中展開表演與生命交會的可能。 Q：如果用幾個關鍵詞來自我介紹，跟介紹來自其他劇團的夥伴，你們會怎麼介紹？ 劉佩芬（下簡稱劉）：我叫佩芬，來自身聲劇場。我覺得我是一個很膽小、很懶惰，但又有點想要叛逆的人。 小蝦（鍾汶叡）是個很有活力的人，每次問他意見，都可以給出很有用的想法跟意見，然後⋯⋯有點難控制他。昕宜永遠都是那種最理性、最嚴謹的人，總是會很有條有序地整理導演想法。 鍾汶叡（下簡稱鍾）：我是阮劇團的鍾汶叡，大家都叫我小蝦。我給自己的關鍵詞有3個，第1個是我覺得自己蠻喜歡做造反的事，第2個是我是這個劇組裡的老么，我很enjoy這件事情，另外一個就是我常常會做些不負責任的想法反正我想到什麼就先丟出來，能不能做就再討論，但就很容易就被誤會是在「鬧」。 我會拉著佩芬一起，每次想到可以做什麼就會很興奮，但沒有辦法馬上很嚴謹地執行，於是會邊玩邊做，讓人覺得我們太放肆了。我對佩芬有些偏愛的濾鏡，因為我真的太喜歡跟她玩了，所以我對佩芬的關鍵詞就寫了「我最愛的」，然後我覺得她是個很俐落的人，她剛剛說自己懶惰，我覺得沒有，可能是她對自己很嚴格我覺得他就是那種「時間一到，開關就會打開
Q：台灣的劇場演員其實蠻辛苦的，要承擔很多不同層面的壓力，你們有面臨到什麼瓶頸嗎？ 李：如果到不同城市去做這件事情，確實會有很多現實考量，像是經濟負擔，其實到此時此刻，我都還在想說要繼續做劇場嗎？我真的是一個演員嗎？我真的可以靠這個活下去嗎？我好不確定。 去年，我開始在密室逃脫兼職，才發現「表演」這件事情不只在一個劇團，或是我們常見的舞台上，例如歌劇院、衛武營、兩廳院這種地方才可以發生，原來是可以在其他事情被運用上的，我才慢慢相信自己可以做「演員」這件事情。但我也還是會疑惑，假設我之後都不接演出了，只在密室逃脫裡演戲，那我還是個演員嗎？ 這是種很微妙、很矛盾的感覺。我如果都不在劇場，不在大家一般認知定義的舞台上的時候，我是不是就被拔掉「演員」這個標籤了？這個標籤被拔掉之後，我還是演員嗎？
Q：因為國藝會藝術未來行動專案「神鬼人間道台灣劇場未來式」計畫，你們才能夠認識彼此，在開始接觸之後，你們感受到彼此的劇團有什麼差別嗎？ 鍾：我覺得去年的衝擊比較強。因為第一年就是認識，去年才開始正式工作。 例如那時候來EX-亞洲劇團排《普羅米修斯》，因為Jayanta的排練方法相對凝重，對我來說，他的詮釋方法要很慢，然後要走進心裡最深的地方，再湧出來。我們自己劇團排練時，好像都沒這樣去想過一句台詞，阮劇團比較在意的是台詞背後的動機、角色之間的關係等。 李：我印象深刻是發展的速度。 像是跟Jayanta工作，通常會讓我們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去發展；但同樣的段落，身聲劇場就大概是半小時，而阮劇團會是10分鐘！ 劉：對我來說也是衝擊很大。 像昕宜講到創作，Jayanta會印圖片給我們，然後看圖，要我們去延伸、去發展，這對我們來講是不習慣的，因為我們比較少用「看圖」的這種方式，也比較少用討論的方式，比較是用身體、用樂器直接做。同樣地，阮劇團也很需要動腦，所以跟他們一起排練，就得講很多話，而身聲就相對少用語言團長都說，不要用你的頭腦，放下頭腦。 同樣是即興，身聲是用身體，阮就像是在用語言。 李：每一團好像都有個自己劇團的翻譯官在解釋導演的想法，但大家其實都沒有講好，誰要負責這件事情，很自然會在過程裡面，有人出面統整這件事情。 鍾：我覺得阮劇團的演員是蠻自由的。 對我而言，我更在意的是「我們這群人」，會有點投入自己的感情，因為跟他們一起玩蠻開心的。
打擊樂家吳珮菁以「6棒木琴」技術著稱，專注此技藝逾30年，並因其出色的表現成為台灣乃至全球打擊樂界的領軍人物。她的6棒演奏風格突破傳統，融合音樂與舞台表演，創新了演奏技術。在繁忙的演出與練習中，她如何保持動力？如何克服挑戰並在壓力與生活中找到平衡？本次「藝術家請回答」單元中，我們收集了讀者們對她的提問，由她親自回應。跟著她的帶領，讓我們一起走進她的音樂世界，探索專業演奏者的日常和成長秘訣。
「我講這些會不會把大家的夢想毀掉？」余宛倫大笑。 2020年加入偷窺者舞團（Peeping Tom）的台灣舞者余宛倫，雖然自嘲也可以用「有起有落」簡單帶過4年來的甘苦，還是在訪談過程忍不住吐露「大實話」。身為一個內向I人，舞蹈是宛倫「內心小宇宙噴發的地方」，從小走遍各式才藝課程的她，當初因為不喜歡被媽媽逼著練電子琴，便選擇在舞蹈裡悠遊自在。考上北藝大七年一貫制後，余宛倫認為「跳舞這種東西要趁年輕跳」，便始終專注在這條路，而去歐洲當舞者，是她的夢想。她為此寧願放棄到美國與澳洲當交換學生的機會，把預算留給歐洲，畢業後，她也為了攢錢出國考團，便先留在台灣與眾多編舞家合作、累積經驗。
然而，夢想總是反轉再反轉。2020年2月中，余宛倫在橫濱完成與編舞家梅田宏明的合作後，隨即飛往比利時，準備迎接舞團所安排的4週排練期，卻沒想到直接碰上COVID-19疫情在歐洲爆發。好不容易排練完成、開始巡演後，疫情仍纏繞著歐洲大陸，疫苗護照、演出取消、隔離，都已是疫情常態，有次舞團搭了8小時的火車抵達瑞士，卻接到政府通知當晚6點後的藝術活動全部取消，無奈之餘也只能原路折返。這些不確定性都讓照顧身心成為迫切的功課，尤其當身體總是「要起來又停下來」，勢必消耗且難熬。2022年，疫情的威脅逐漸遠去，巡演行程終於順暢起來，卻也在此刻，宛倫受傷了：《密室三部曲》巡演到了義大利的老式劇院，在第三部曲《隱藏的地板》（The Hidden Floor）時，舊式傾斜舞台上有著大量的水，在一個跳躍中，她滑倒了，左膝後十字韌帶直接撕裂。
劇場作品有各種形式，屬於陳品蓉的那一種，則像植物一般。 從2019年的《剩人》到2023年的《RJ and others》，陳品蓉擅長如拼貼之鏡頭影像，捕捉抽象的時代氛圍不過，標籤是人在貼的，所謂風格者，她也沒真的放在心上過。「與其說形式多元，倒不如說，我可能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吧？從小如此，一個主題也想著如何能多方發散。」今年11月推出新作《青春》亦然，她集結了20到60歲的人聚於一個舞台上，共同蔓生，如植物循著光走那樣，他們位在各自的座標上，試圖與青春對話。
讓我們稍微讓時間倒轉在走進劇場以前，陳品蓉有段時間是在其他藝文場所一面工作、一面探索。 「我一直都對生命有很大的疑問，所以大學期間，什麼能做的事情我都會去做，打工、家教、系學會、到其他系的課程瘋狂旁聽」陳品蓉說，她最後隱隱感受，藝術或許是能安放眾多問題的所在。「但所謂的藝術，到底是什麼？連我自己都說不清楚。我經常能感覺一個作品觸動我，會使我哭、使我融化，但我對那圈子一無所知，當時就抱持這個疑問，走進不同的地方試試看。」 其中，她也試過在畫廊的工作。她回憶：「畫廊經驗包含了創作、行銷和買賣，在那之後我內心更確定，在藝術的場域中，我更想靠近創作端。因此，可以說我是近乎瞎打誤撞、或者幸運地找到劇場。」 陳品蓉聊到最初面向劇場的選擇時，聲音會變得很輕很輕。她形容，這世界沒有什麼地方跟劇場一樣單純，又一樣複雜。「它就是一個空間，卻彷彿能夠安放所有，聲音會有共鳴，情感能有共振，文學在其中被擺放，建築在裡頭能夠成立。而這一切的成形，又是那麼地朝生暮死，演完就被拆光了！」陳品蓉相信，最終就是這樣的黑盒子，收束了飄飄蕩蕩的自己。 也因為曾經感受過那樣的飄泊、所產生的困惑與震盪，是能夠激發出何等強壯的創作能量，使陳品蓉日後在排練場上，經常不拘「素人或專業演員」的界線，且期待兩方所激發的花火為何。本次的《青春》也是這麼一回事。
2023年底，金曲歌王許富凱推出全新專輯《五木大学》。或許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些知門道的觀眾，就在期待此作品登台演出的那日畢竟，攤開專輯製作名單，作詞人有MC JJ、詹傑、呂筱翊等頗具名氣的劇場工作者，製作方面又是聯合瘋戲樂工作室的王希文出擊，企圖心十足。 果不其然，脫胎自專輯概念的戲劇作品《五木大学夜の女王櫻子媽媽》即將於今年（2024）11月登場，許富凱透露：「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劇本，有笑有淚，光讀本就很有感覺，至於我這次要挑戰的角色也比起以往的難度更大。」 從想像的寂寞裡出走 許富凱幾乎是拿著麥克風長大的。 國小擔任婚禮歌手、接著參加電視節目，彼時深刻的台語唱腔，搭配其稚氣的臉龐，那樣的衝突感也讓他得以征戰各個歌唱現場。幾乎可說，他在還不知道歌曲為何的時候，就浸泡在各種悲催的唱詞之中，童年時期也一度質疑：這樣的生活是否真能讓自己快樂？ 不過，那些疑問在日後來看，似乎都逐一找到了解答。 「以前有段時間的確會覺得，唱歌是為了達成父母的期待。可是現在回頭來看，我感覺許多事情都是註定好的。」許富凱說，他對於台語歌的愛是後知後覺才浮現出來的，待成年以後才正視自己對此的情感。 「大概是從我發現，原來音樂能夠讓人心境上有些改變開始吧？」許富凱回憶，讓自己從「被動」的表演，轉而成為主動、甚至帶有使命性地唱出社會底層的心聲，關鍵點便是感受到音樂的穿透力。這一路上藉由歌聲所串聯起來的人與事，似乎隱隱為他搭造了一條軌跡，使他在這軌道上開始能夠為自己而唱。 這樣的改變，似乎也讓他詮釋台語歌的聲音更加輕盈，且收放自如。 台語歌曲的氛圍，長年來多藏著寂寞、傷痕的元素，從小唱到大的許富凱，過去以「想像力」詮釋，難免用力過了頭，他說：「過去的我時常有種不甘寂寞的心理狀態，但進入演藝圈後，面對的人變多了，反而發現一個人的獨處非常重要，需要適時放空，需要想事情，現在反而更享受寂寞，這是對自己的是一種沉澱。」
馬可．達席爾瓦．費雷拉（Marco da Silva Ferreira）一直在尋找某種更好的表達方式。 這名來自葡萄牙的編舞家，過去曾是游泳運動員，長期浸滯在水中。在這樣幾乎零互動、純物理性的運動狀態下，他總覺得心靈被禁錮，感受不到表達自我的可能，直到遇見舞蹈。透過舞蹈的身體運作，他頭一次感到可以思考、展現情緒，可以感覺，也可以表達感覺。 從街舞到當代舞蹈，再到編舞家。身兼編舞家與舞者的作品《狂履》（CARCAA）由10名舞者與2位音樂家共同創作，透過葡萄牙傳統舞蹈「腳譜」（footwork）為媒介，混融傳統與當代肢體，以繁複有力的編舞直指當代議題，帶動跨國界與跨世代的思辨與討論，以及對己身歷史的回望。 身體映照著國家 限制中對自由的渴望 回憶過往，馬可認為游泳帶給身體的疲勞遠蓋過悠游的美好，競賽更帶來無形的壓迫與倦怠。因此在接觸舞蹈時，他體會到截然不同的療癒與自由。起初他並不認為游泳對他的身體有所影響，是過了很久之後才意會到，水中的練習不但帶給他強大的核心，也提升了四肢的力量，幫助他跳舞時進行更好的發揮。對他來說，能夠知道自己的身體在水以外的地方也能如此有力地運作、發揮有控制的慢舞、展現抵抗地心引力的動作，才漸漸與過去厭倦游泳的自己和解，擁抱游泳帶給身體的更多可能性。 曾經歷長達48年獨裁統治的葡萄牙，是到1974年4月25日，一場不流血政變才迎來民主與自由。今年甫慶祝完的「康乃馨革命50周年」，正是葡萄牙民主化的年紀，也是擁有自由的時長。相隔12年，1986年出生的馬可，成長過程所經歷與深受影響的，幾乎是全面覆蓋的美國流行文化，從MTV、流行音樂，到他當年最喜歡的編舞家 Wade Robson，都是曾為美國流行歌手創造潮流的重要推手。有趣的是，在他有記憶以來，上兩個世代的長輩對傳統文化總帶有特殊的負面觀感，對他們來說，那些是過往獨裁統治時期「重新製造」的葡萄牙，是標準化與規範後的產物，打從心底不願意與自己畫上等號。 對壓迫的反抗引出對自由的渴望，造就了如今葡萄牙的模樣，也形塑了馬可的成長過程。一直到他開始編舞，才真正回望過往，重新思考歷史與傳統對當代葡萄牙人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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