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yung kika. (河流如此。) qsiya ini kmrawah. (水不再可惜。) asu ungat musa. (船無處可去。) 遍布肉脂的田地早已化為無形的風景。燻肉的豬不再奔跑,牠們靜止,完美,等待著永不發出的召喚。河流滿溢,不是歡慶的酒,而是冰冷的數據,映照著永恆白晝下,空無靈魂的天空。預言實現了一半,又全然落空。工時縮短的夢?一個古老的笑話,塵封祖先的遺物。我們贏得了時間,卻失落了時間曾賦予雙手的刻痕,以及疲憊眼眸中的微光。 elug msbalay. (路已平坦。) dapil niya na. (足跡已逝。) ini ksa gaya? (這難道不是規範?) 那曾經需要跋涉的路,如今平坦如鏡,卻失去了腳印。那曾經需要奮力攀爬的山 ,如今伸手可及,卻望不見峰頂的星星。醜的滋味被遺忘,痛成為陌生的傳說。 qaya cinun ini tminun. (織布機不再編織。) waray maku rulung. (麻線如雲霧。) baga bubu ungat qmpah. (母親的手無工作。) 母親的織布機靜默,麻線堆積如雲,卻不再需要織成毯子或衣服 。那靈巧的手 ,曾能編織出彩虹的顏色,如今輕撫著光滑冰冷的石面,感受不到樹木的紋理,也記不起黃藤的韌性。 bhniq supuan. (弓已放下。) aga ungat samat. (箭矢無獵物。) bhring ni utux laqsi. (神靈的獵氣消散。) 獵人的弓鬆弛,箭失去目標。森林寂靜,聽不見狗的吠叫,也嗅不到山豬的氣息。狩獵的靈氣像清晨的霧散去,不再需要祈求神靈╱祖靈的眷顧。出草的榮耀成為褪色的記憶,頭顱╱智慧不再需要用刀來證明。 sapah mtasaw. (家屋清澈╱完美。) erut ini msburaw. (柱子永不腐。) rqda ungat tahu. (爐
那是我第一次在為角色找出路的時候,敢順著心裡的衝動,為她要求些什麼,即便只是一個小小的道具。以前為什麼都不敢呢?我也不知道。這樣的衝動常常有的,但也總是被我的理智阻止,告訴自己算了沒關係。 但這次的經驗太有趣,在那之後的我的每一個角色,我都會順從這種為角色找出路時的本能,去要求、去爭取、去試著做做看。真正應該算了的,就是腦袋裡那個叫你「算了」的聲音。
還是圍繞著吃食討論更無傷大雅些:「要在台中吃?」「回員林吃?叫外送?或者直接在家熱菜好了喔對了舞台很漂亮耶」。 或者聊聊交通方式吧:「騎腳踏車?」「台中捷運通車了呢我們都沒搭過」「會搭台鐵區間車回員林」「啊對,歌劇院之前有一家新加坡菜,倒了嗎」「黑天鵝那個舞者跳得很有力一點也不娘,很帥。」 這時候我聆聽。 不擅長聊天的家庭多半會為了食衣住行以外的話題困窘,離開臺中國家歌劇院《天鵝湖》的播映現場,多少普通日常的台中家庭這樣閒聊著,我也是其一。 過年期間,台中歌劇院的「NTT放映室」做了一系列春節特映:《灰姑娘》、《天鵝湖》、《睡美人》、《奧菲斯與尤麗蒂切》、《巴黎生活》等。免費放映,適合過年期間扶老攜幼前往,挑選適合家人一起看的劇目太艱難了,猜測兩個姪子可能的喜好,先排除歌劇,最後因應家人們的時間,挑中了馬修.伯恩(Matthew Bourne)版的《天鵝湖》(Swan Lake)。 1995年的作品,2019年於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錄製,東尼獎得獎作品,美學較現代,又不至於去掉故事線到讓青少年看不懂,黑天鵝改由男舞者飾演,我不認為做任何事都需要帶來啟發,但至少分享給孩子們更多不同的人的樣子。 芭蕾舞劇開演,王子在床上掙扎惡夢,醒來後日常的行禮如儀,明顯取材自英國皇室,皇家不自由的生活與皇后的混亂情感成為王子的日常困境,王子一躍而起燈光轉換打在家人的眼鏡有反光呢。自覺陪家人看舞劇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在男女舞者跳舞時那芭蕾的抱、靠、張力,我都些微緊張,何況劇情推演到王子在湖畔遇到黑天鵝,展開一連串的雙人舞,那些親密、依偎與拉扯,感受到曖昧,我的腳趾不由自主緊抓地板,有點害羞與赤裸,畢竟在老家完全不可能看各種男性與男性、如此親密又汗水密合的貼身舞蹈,尚未劇終,已思考著如何自然開啟話題。 後方一直傳來小孩的聲音跟大笑,「王子怎麼這麼難過?」「王子要去哪裡?」,穿著豬肝紅羽絨衣的中老年人在某些時刻離去,開門、腳步聲、滑手機的人群,我從「看戲」,漸漸轉而注視著「看著群眾穿梭觀眾席的劇場」。 演出結束後,與親戚走出劇院,各自去上廁所,陷入短暫沉默。 親戚先反應:那個佛朗明哥跳得
去年在台南奇美博物館的「英國國家藝廊珍藏展」引起廣大共鳴,從文藝復興巨擘拉斐爾、荷蘭大師林布蘭到後印象派名家梵谷,50位大師、橫跨西洋藝術史400年的經典原作來台展覽,讓喜歡看畫的藝術愛好者大呼過癮。 「看到原作就是不一樣!」我身邊好多朋友數次重刷展覽,樂此不疲。運用現代高科技,透過高解析度數位檔和頂級微噴技術輸出,複製畫的品質愈來愈高,有時肉眼幾乎分辨不出是真跡還是複製,但,為什麼當繪畫原作近在眼前,觀看時就是有說不出的感動? 位在荷蘭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The Mauritshuis)因為收藏了畫家梅維爾(Johannes Vermeer)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成為許多藝術愛好者的朝聖之處;我也是其中一個,曾經不遠千里特地拜訪,為的就是一睹女孩的風采。《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畫作之一,永遠忘不了那個夏天午後,我站在這幅尺寸袖珍的名畫面前,心裡泛起一股悸動:綁著湛藍與豔黃頭巾的女孩朱唇微微張開,欲言又止,伴著那迷茫的回眸凝望,小巧的耳垂掛著珍珠耳環,閃著明亮的光這幅畫的複製品我已看過很多次,手邊也收藏了書籤、雨傘、馬克杯、托特包,但站在真跡面前,當我和女孩眼神交集的剎那,一瞬仿佛永恆。 大腦科學家想了解《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為何如此有魅力,他們也想比較當人們在美術館裡觀看真跡以及看複製品時,我們的腦袋裡到底發生什麼事,看真跡和看複製品時,大腦真的會有區別反應嗎?一系列的實驗結果十分有趣。 科學團隊首度用腦電圖(EGG)和磁振造影(MRI)來偵測腦神經活動與觀賞藝術品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表示,《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有股魔力,讓人情不自禁地盯著她看,觀者會被一種特殊的神經系統現象所俘虜,研究人員稱之為「持續注意力迴圈」:站在畫作前,觀者的眼睛首先被女孩的目光吸引,然後注意力向下移動,抵達女孩的嘴,最後抵達珍珠,再回到她的眼睛,而且這個連成三角形的迴路會不斷循環。 研究人員指出,17世紀荷蘭黃金時期最傑出的畫家梅維爾是操控人類注意力的箇中好手,在《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作品中,梅維爾巧妙地創造讓注意力無限持續,並且一再重複這個注意力迴圈:《戴珍珠耳環的女孩》不僅吸引觀賞者的目光,還將人的注意力鑲入循環之中;如此的機制讓人不知不覺中花更多
在發展各個劇場作品的旅途中,田調採訪一次又一次打開我的故事面向,破冰訪題往往來自無關緊要、卻把受訪者帶回自己生活場景的問題上。作品《微塵.望鄉》,我去市場體驗越南美甲店,問起越南姊姊是否給自己女兒剪過腳趾甲;作品《愛滋味》,訪談感染者朋友,我希望他們分享自己最浪漫的約會體驗
《蘇州河》最近4K修復重映。短短79分鐘的電影,真是百看不膩。第一次看的時候還小,看完茫茫的,一股憂愁曖昧的調調留在記憶裡。最近這幾次看,則是抱著有點想把婁燁的腦袋扒開來的企圖。這年頭,能愈來愈欣賞以前就喜歡的導演,不容易。 《蘇州河》的旁白是典範,因為那是台詞。現在我們常見的旁白,都是「主角的內心獨白」。譬如很多偶像劇、韓劇會用這樣的開場:我叫陳淑君,今年42歲,是一個失婚3次的女作家畫面就會出現女作家在新書發表會的現場,講述她最新的小說《結婚萬歲》在我開始嘗試寫影視劇本的時候,也很容易會傾向用這種方式帶出人物,因為方便又有效率:可以快速建立角色的聲音、交代背景設定、得知角色現實的阻礙與內在的衝突。好用到看似在展示(to show),而非單純告知講述(to tell)但老實說,這還是用講的。後來我意識到,這手法其實有點偷懶,也沒什麼美學可言,有些導演甚至用這種方式拿來挽救鬆散破碎的敘事。 婁燁是愛惜創作的導演。他不偷懶,不取巧,不迎合。因此《蘇州河》的旁白就是拿著攝影機的人的台詞。這下鏡頭晃不是因為單純導演喜歡手持感,而是這位攝影師從他的視角在說故事。儘管從頭到尾都沒看到他的臉(除了一個剪影,以及從警察口中吐出來的名字)。用文學的語言,這就是第一人稱視角。還胡言亂語。婁燁聰明的地方是建立一個「不可靠的第一人稱」然後透過鏡頭語言在第一第三之間滑來滑去,神不知鬼不覺。 我們現在都很熟悉第一人稱,每天都在社群媒體上我來我去的。但其實第一人稱是很近代的東西,想想各種經典小說:《傲慢與偏見》、《安娜卡列尼娜》、契科夫或是中國的《紅樓夢》都是第三人稱視角。不過第三人稱視角裡還有很多層次,我個人覺得兩種寫法都不簡單,寫作就是難。有陣子網路上很喜歡寫一種貼文:我夢見然後開始揭露一件不太好的事,可能涉及到他者的隱私,或是某些敏感的話題。但大家都會知道那是一真實發生的事。這就是最初階的不可靠第一人稱,大家其實都很擅長。 文學上這方面的翹楚,就是芥川龍之介,近代我喜歡石黑一雄的《群山淡影》、《長日將盡》及朱利安.巴恩斯的《回憶的餘燼》。這幾年我非常著迷開發各種媒介上不可靠第一人稱的可行性。日常生活中我不是一
YC, 前陣子陪媽媽回她的老家,廣東普寧市,這次陣容浩浩蕩蕩,我們4兄弟姐妹一起作伴,再加上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等,一行人三代10來位從不同地點搭機過去,在揭陽機場集合,再到酒店稍息。媽媽生於二戰剛結束,年過八旬,這幾年常憶起往事,怎麼搭船過來、歷經多少辛苦,翻來覆去地重述,每逢細節處,有時補遺、有時刪漏。記得媽媽有次說,離開老家後就從來沒有回來過,我暗自疑惑,妹妹從旁補述,2006年來過一趟,那時是她陪媽媽,還有阿姨們,一起回來看大姐。我們找出了影像來確認,幾個姐妹從路的兩段向彼此走來,一抱,二話不說就哭了起來,依稀辨識出喃喃話語:「我認得我認得我認得」輕輕的一句話,喟嘆了近半世紀的萬語千言。 媽媽說她排行老二,10來歲就跟爸爸離開,帶著幾個妹妹和弟弟搭船到南洋。我問媽媽為什麼大姐沒有跟,媽說,家裡窮,大姐很早去當別人家的童養媳,不能走。我想,媽媽的故事,也是她那一代人的故事。戰後資源極度匱乏,又適逢國共內戰,沒能力的將子女過繼給稍有能力的家庭,能離開的想辦法離開。那時候東南亞成了大部分人投奔的遠方。或許,眼下過於艱難而無法眺望,寄語未知的他方能贖回運命。2006年是他們50年後的重逢,今年又隔了近20年,大姐走了,現在是大姐的兒子來接待我們,年紀比我們稍大一些,潮州話聽著聽著,只能懂一半猜一半,然後夾帶華語和潮州話聊天。 旅途中,媽媽提到從小就得牧牛犁田,後來長輩見到,要她去讀書。當年讀小學時,必須走一個小時才到學校,放學了再走路回家,如此來回兩個小時。我暗自比擬,走路一個小時,放到今時,就是走步道的休閒。然後媽媽話鋒一轉,說學校每逢有什麼才藝表演,她都自告奮勇,表現出色,媽下了個結論,大哥遺傳到爸爸,所以做生意,我遺傳到她,所以走向了藝術。就這樣,向來飄移在家族圈外的我,被話語中安撫到家族史裡,讓生命的去路有了解釋。 隔天一早我們在表兄帶路下來到了胡厝鄉泗竹埔村,媽媽的老家地方。地處偏遠,建築多鋼筋混泥土結構樓房。媽媽因年事高腳力不繼,侄兒準備了輕便輪椅讓她坐著,我們輪流推。因為老家荒廢時久,經過時蔓草叢生,門聯寫著「蘭朋」、「竹友」,表兄打開門,幾近空無的室內一目了然,表兄說他們也很久沒有回來,房
國光劇團新戲《精衛》,演《山海經》神話精衛鳥想像的汪精衛,我不想利用專欄做宣傳,只想藉這戲解釋何謂戲曲的「排場」,這個學術名詞莫測高深,我想藉戲說明,由「汪精衛為何是武生」的提問開始。 汪精衛本是文人,為什麼由武生李家德飾演? 先要說這戲的源起。去(2024)年國光公演隔天,董陽孜老師興奮來電:「李家德這麼好的京劇武功,怎能只藏在京劇圈,一定要走出去。」當下催促吳素君老師,讓家德和現代舞著名編舞家賴翃中見面。我一向對跨界沒太大興趣,我迷戀京崑,私心覺得跨界是愛情不專一,但今年「臺灣戲曲藝術節」的主題卻直指跨界,我正在發愁,董老師的電話,像是天賜良方。 董吳兩位效率超高,才兩天就讓家德、翃中見了面,隨即回過頭來問我編什麼題材。 我還沒回過神來,隨口拋出經典《霸王別姬》。 但當晚回家,竟一陣陣臉紅,我怎把跨界看得如此「便宜」?怎把現成的經典端出去跨界?我該選一個行為動機糾結難解的人物,才需要在京劇圓滿自足的表演體系之外,另加一套表演語彙。 就在此時,看到楊治宜新書《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當下決定:就演他。 李家德就這樣變成了汪精衛。 平常編劇,除了構想情節之外,一定會同步思考表演設計,以唱為主還是做表為主?而這次是跨界,現代舞我大外行,一陣陣心虛筆怯。汪精衛複雜的內心,如果是老生或小生,一定用大段唱,「一輪明月」、「嘆五更」、「聽譙樓」都是京劇常用的,陳宮、伍子胥、王佐都是這樣唱出思慮轉折,而我們的汪精衛是武生,怎麼設計呢? 突然想到傳統戲《昭君出塞》,當下豁然開朗,原來傳統早有先例。 一般若想把「昭君出塞」編成戲,首先會想到什麼場面?大部分都會說眼前出現懷抱琵琶一路哭泣唱到北番的昭君形象,劇本也會寫大段抒情唱詞。而京崑舞台上的《昭君出塞》卻大異其趣,昭君頭戴翎子、手持馬鞭、身披斗篷,與馬童、御弟王龍,3人搭配,一邊唱曲牌一邊舞之蹈之,馬童和王龍要做出鐵門檻、矮子步、倒立走等高難度動作,昭君也要鷂子翻身、臥魚,真個唱死昭君,累死王龍,翻死馬童。馬童由武丑或武生飾演,王龍是丑角,昭君不僅是正工青衣的戲,刀馬旦武旦也常跨足,因為舞姿武技難度太高了。我一直想問,漢元帝為何如此「折磨」昭君,給
當我們認識到「圓」是戲曲舞台的美感來源時,就不難解答戲曲學員第一堂課必從「起雲手」開始,老師借太極拳的概念來啟發我們,通過揉球、上推、下拉、轉腕、展肩、撐掌、變臉、聚光各環節,眼神引領為表,氣息滲透作裡,緊隨每一步驟,訓練我們手部、眼睛、身形、步伐的高度協調統一,經過長時間枯燥且艱苦的肌肉控制訓練,形成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肌肉記憶。
在一場音樂會結束的掌聲中,我常常會思考:這掌聲,來自真心,還是禮貌?來自共鳴,還是光環?台灣音樂圈長期深陷在一種「輸贏思維」的迷霧中,這種迷思,潛伏在教育、社會,乃至音樂生態的每一個角落。 獎懲體制:當教育只剩下「對」與「錯」? 愛因斯坦曾說:「教育不是學習事實,而是訓練大腦思考。」(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這句話提醒我們,教育不應止於知識的灌輸,而應引導學生如何思考,如何以多元視角解讀世界,並養成獨立的判斷力。當學生能自由評價與詮釋各種觀點,這才是教育的真正價值。 然而,在當今台灣的教育體系中,我們卻常見一種簡化現象以「分數」、「名次」或「標準答案」來裁定美感與價值。這種二分法不僅深植於學子的價值觀,更滲透進音樂教育與藝術審美的結構之中,讓原本應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教育,逐漸淪為單一標準下的訓練場。 許多人的聆聽經驗,也不知不覺變成一場「評分作業」,音樂失去作為美學體驗與心靈感動的自由空間。然而,音樂的價值真能只靠分數與對錯來定義嗎?當年,鄧泰山贏得華沙蕭邦國際鋼琴大賽首獎,波哥雷里奇卻因落敗而引發阿格麗希的退席抗議。歷史早已證明,藝術從來不只有一種答案。這兩位藝術家自1980年以來,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有被忽視的首獎得主,也有曾經光芒萬丈、卻逐漸遠離主流的明星。真正難能可貴的,是那些歷經歲月洗禮,淬煉出堅韌與智慧的藝術靈魂,他們無論曾經高峰或低谷,最終都在藝術的荒野中開闢出屬於自己的風景。 當今社會,當我們失去聆聽的勇氣,失去面對「我感受到什麼」的自信,或許最終只能隨波逐流,甚至逃避藝術本該帶來的心靈洗禮。 社群媒體與「外來和尚情結」 在這個社群媒體主宰輿論的時代,音樂圈也難以倖免於數位浪潮的沖刷。音樂評論不再是學者或樂評人的專利,一則網路貼文、一篇帶風向的業配文,足以讓一位音樂家成神或成魔。這些言論,往往被許多聽眾當成衡量藝術的準則。 「外來和尚會唸經」這句台灣諺語,在音樂圈顯得
真:其實生命中常常有很多後知後覺的怪異感,小時候不曉得那些感受都有被「正名」,是長大以後才發現的。其中一個就是對於「公平」的理解。 我念小學的時候,有些老師從外地來的,來的時候就會找一個地方住嘛。通常都是住在村子裡面比較有錢的人家,例如開雜貨店什麼的,有多出來的房間,那麼,通常那戶人家的孩子,考試的時候也會是第一、二名。很奇怪,明明看考卷他們考得亂七八糟的,可是還是會拿到第一名。 我當時只感覺大人的世界很奇怪,連「不公平」3個字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謙:但是,你會不會反而認識了這個詞以後,感覺更詭異?至少我是如此。 以「考試」為例,考試感覺是個很公平的機制啊,可是台灣的升學主義又常常讓我懷疑這種一翻兩瞪眼的機制真的是一種公平嗎?比方說,我永遠都記得我們考高中那年,每一科的題目都非常簡單,我當年好像考了六百多分、前一年可以上建中的成績,但那一年差得遠了。我還記得放榜的心情,真的會有一種:OK,你在考場上犯錯了,環境很公平,沒有讓你的努力得到回報。可是這真的是一種公平嗎?我不知道。 總之,那後來就變成我的夢魘之一。一直到現在,我的惡夢只有兩種:一種就是考聯考,另外就是要準備上台了,可是我還沒有拿到劇本。 真:對,所以我年輕的時候不相信「機運」這種事情,年紀大以後則不得不相信。因為公平也許根本不存在嘛? 像是,我也參與過很多文學獎的評審會議,每次大家投票結果出來都很驚人欸怎麼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在你那裡只拿到一分啊?當然,我都會拚命為喜歡的作品爭取分數,但也有可能結果是你完全說服不了大家,所以那篇你很喜歡的文章就只能被埋葬了。 這種事情公平嗎?好像真的只能說是運氣的問題了。 站在得失之間,感謝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謙:我好像不太相信運氣這種東西。因為任何你有所收穫的事物,也必然有所失去。舉個例子,我高中畢業就參與了《人間條件一》,站上國家戲劇院,大家都說我很幸運。可是然後呢?我還是得自己在這條
天黑漆漆,像淤泥的水滴往下,沒頭沒尾。每滴都是時間砸下來的地方,散出一圈圈波紋。 墨黑色的天幕如巨大織布機上方的縫,懸掛在無垠的寂靜中,打緯刀敲擊的聲響「pung pung pung」如遠方的落石聲,低沉緩慢,不急躁,不喧囂,靜靜地在黑暗中刻畫出一道道看不見的紋路。經線是月亮背面的影子,拉得圓潤而堅韌;緯線在空間的呼吸,橫亙其中,與經線相纏。那節奏並不匆忙,緩慢得像月光滑過月球的疤痕,波紋一圈圈散開,顯得寧靜。織者坐在機前,手指不因黑暗而慌亂,也不因寂靜而停頓,長出毛的手腳織不出夢的形狀,只有清澈,才能讓線與線之間摩擦出溫暖的光芒。不刺眼,卻足以照亮一小片夜空。 聲響漸漸沉寂,交織點的意義才會顯現,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成為通道,真正的夢,總在安靜中成型。急於求成的,會扯斷線頭,留下破洞,唯有靜靜的,才能抵禦未知的寒風。 手掌攤開,皺紋像一塊張開的生薑。星光跟種子一樣掉進土裡,被黑乎乎的泥抱住。根悄悄長開,吸著說不出名字的東西。有一天,光從土裡冒出來,不是花苞也不是果實。看著的人想找那隻種光的手,可手上的紋路早就被風吹沒了。 坑洞的深處,有一雙布滿皺紋的手,payi的手。她不問星星是否會發光,也不問土壤是否肥沃,只是默默將一粒粒細小的種子埋進潮濕的泥土中。那不是普通的種子,而是從她的記憶摘下的光亮碎片。她低著頭,手指輕輕撫平土面,對那些種子說:不必急著破土,不必急著開花,光會替你們找到路。那些種子靜靜地躺在那裡,聽著「pung pung pung」的聲響。 風吹過,雨落下,月光靜靜躺在土面上。種子不動聲色,卻在暗中伸展根鬚,汲取養分。它們不急於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存在,因為payi從未要求它們證明什麼。她只是種下,然後離開,將結果交給未知的未來。有一天,當織夢者走進坑洞的這片土地,他看見星光從土中綻放,溫暖而柔和,照亮了路。 pung pung pung 的聲音敲著空氣,月亮下的海面泛起一圈圈波紋,夢就藏在下面,不跑也不散。 月球懸在天上的一角,靜默俯視著織夢者的身影。它的寧靜海並不喧鬧,卻散發出溫暖的光芒,像一張無形的網,輕輕覆蓋在世界的邊緣。織夢者站在那光芒下,手持一根細線,線的盡頭沒有鉤,也沒
這個「化屎大法」的故事有點長,但請放心,現在已將近完結了。 前篇文章講到我們在一個島的海灘上拍攝,中午時候導演收到監製要求停工的指令,導演問我怎辦?我說:首先,我們現在停工回去,是否不用回來把未拍的完成?導演說當然不是。其次,你看今天的太陽多猛烈,過兩天回來,光線未必能夠接上呢。導演也同意我的見解。於是,我們不理會監製的命令,繼續拍攝。 那是個美好的年代,做影視藝術工作不是當童子軍。當然,影視也需要專業道德,需要高度的規律,但也有很大的變通空間。監製並非不理拍攝組的死活,而是根本不知他們的死活,監製坐在辦公室中涼快著,怎知道外面的太陽有多毒熱呢? 外景完成後,便要回廠房拍內景。廠景開拍前,我便先要去見高層(照肺),回去的路上,我才開始擔心起來,當時要見的是三師會審:藝員部經理、節目總監和監製,這顯示問題非常嚴重,亦標誌著我在他們眼中是個失控的員工。 在車上,我一臉愁容,明仔坐在我身旁,問我發生什麼事情,於是我便一五一十告訴他會見高層的事。他沉吟了一會,便說:我有一方法,不知你敢不敢?我說:講來聽聽。 方法是這樣的:首先,和他們見面時我要戴上眼鏡,把我銳利的眼神減少。第二,進去時找一張比較矮的椅子坐,因為我身型比他們高大,太有攻擊性。第三,把劇本中周星馳風格的對白括上,找個時機叫他們自己讀出來。第四,這是最絕的一招,當事情談得極不順利時,哭!你身型高大,忽然在他們面前哭,他們肯定會手足無措。 果然,我跟著明仔的怪招一步一步進行,最後還假裝中暑,回家和明仔吃火鍋。 好了,事情暫時解決,但我也要做出讓步,這戲以後怎樣演下去呢?明仔說:我教你「化屎大法」把自己化成一坨屎,種出很漂亮的花。這令我想起趙州襌師和文遠襌師的比賽,兩人比賽下賤。趙州說:我是一頭驢子。文遠說:我是驢子屁股。趙州:我是屁股裡的大便。文遠:我是大便裡的蛆蟲。趙州:你這個蛆蟲在大便裡做什麼?文遠:我在大便裡乘涼。 在最困頓最爛的文本中,也可以活得漂亮,演得精
相對於高第平時在設計中所表現出來的大膽、奇想、繽紛、華麗,他居住的環境很樸實、很簡單、很低調,空間也不大,與臥室相鄰的是一間祈禱室,能感受得到終其一生沒有結婚的高第,每天都會在這裡度過虔誠而謙卑的時光。樓上的起居室有大大的玻璃窗,望出去就是正在建造中的聖家堂,高第曾經說:「我的客戶(上帝)並不急啊。」即使知道有生之年不會看到它完成的那一天,他應該還是希望能一直看著這個上帝的殿堂,一點一點在巴塞隆納的市中心矗立起來吧。
新年,在電影串流平台上重新複習了1992年的經典名片《女人香》(Scent of a Woman)。全片最精采的,莫過於跳探戈的橋段:劇中,影帝艾爾.帕西諾飾演失明的退伍軍官,他領著美麗的年輕女孩在飯店舞池裡翩然起舞。女孩想學探戈很久了,卻因自己的男友無意願配合,一直沒有圓夢。 啊,我想著學跳探戈也好幾年了!年過五十,對能促進健康之事益發感到興趣。大腦科學界不斷有研究顯示,跳舞對增進身心健康好處多多;舞步相較複雜、趣味性高,而且需要即興發揮的探戈,不僅是很好的出汗運動,也能美化體態、增加自信,甚至能讓我們的腦細胞保持在最佳狀態有研究顯示,跳探戈宛如動態的正念冥想,對治療憂鬱症和壓力管理十分有效。 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研究團隊召募30名年齡在 68 歲至 91歲之間的銀髮族,並將一半的成員分配至實驗組,讓他們學跳探戈,因為這項舞蹈練習不僅有趣,還包含一系列可以改善平衡的複雜動作;另一半的成員則是對照組,以步行為運動。「初期,實驗組的受試者穿著運動褲和運動鞋來參加實驗,但在第三或第四堂課之後,他們開始化妝,還會配戴珠寶來跳舞。」主導研究的麥金利教授(Patricia McKinley)提出的側面觀察相當有趣,長輩的自信心和尊嚴在不知不覺中再度甦醒,是件多麼棒的事。 10週之後,科學團隊進行測驗,發現不管是探戈組和步行組,在記憶力測驗中都有良好表現,不過,在同時處理多項任務的能力測驗部分,只有探戈組得到顯著進步。研究人員也發現實驗室裡的學習也漸漸轉化為舞池之外的生活技能,譬如,探戈組受試者的溝通能力有正向改善,不管是講電話還是回覆電子郵件的能力都提升許多。此外,探戈組的長者平衡感和運動協調性也獲得改善,不但能降低他們日常生活中跌倒的風險,對於原本體弱、髖部骨折的長輩來說,也是很好的鍛煉。 史丹佛大學舞蹈系的理查.鮑爾斯(Richard Powers)從舞者的角度來解釋跳舞對大腦的好處:人在跳舞時需做出一連串快速的決定,多種大腦功能因此被同時運用,不僅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還得支配四肢與軀幹,運用理性和感性,大腦的神經連結因此進一步被強化。以我有限的探戈經驗所延伸出的觀察,探戈舞者的確得面對接二連三的瞬間,幾乎得靠直覺快速地判斷與決定;探戈是即興的,跳舞時,不管是跟隨者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要交給各位去決定,劇作家不給答案,但如果要問我們演員在雕塑角色的過程,難道就沒有答案嗎? 當然是有的。然而奇妙的是,這個戲不斷地加演,演了那麼多場之後,那個答案竟然也在每一次演出中,開始動搖,心裡的那個魔獸,漸漸成形,我不知道牠即將會帶我到什麼地方。
在百老匯,大小製作通常會選在薩迪餐廳(Sardi's)舉行開幕餐會,這裡也是許多知名人士開會的場所。這家歷史悠久的餐廳,牆上掛滿了百老匯名人的卡通肖像畫,彷彿守護靈一般,看顧著在此用餐的製作人、演員與創作者。薩迪的菜單與牆上的畫像一樣琳琅滿目,我翻來覆去難以抉擇,最後點了一道最普通的鮮蝦義大利麵,靜靜地與《勸世三姊妹》的劇組共享這次慶功,腦中則不斷回顧這週發生的一切。 進劇場裝台時,兩隊人馬的工作模式立刻顯現出差異。台灣人習慣高密度工作,一進到美國劇場,頓時像是威力狼追著嗶嗶鳥,停不下來,總想把該做的事一口氣完成。而美國的工作人員則顯得從容不迫,他們彷彿有一種底氣,相信事情終究會完成,不需急於一時。有位技術人員隨口丟下一句箴言:「進劇場就是要開心,不能帶著焦慮和怒氣,不然進來幹嘛?」我無法說自己羨慕這樣的從容,卻深刻感受到,一個產業的成熟,或許就在於能讓每個工作崗位上的人都安心且自豪地熱愛自己的職業,這絕非易事。 這樣的感觸,在與製作人討論作品的過程中,更得到了印證。 《勸世三姊妹》演出的場地 Theatre Row 約可容納100位觀眾,每一席皆彌足珍貴。製作人 Ken 和 Barbara 精挑細選邀請來觀賞的貴賓,除了美台裔觀眾,還包括不少當地製作人、創作者與業界人士,他們特意前來體驗「牽亡」的文化魅力。據 Barbara 所言,這場演出的風聲已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甚至在百老匯圈內流傳開來:「有個來自台灣的挑戰者。」 首演當晚,有人看完禮貌鼓掌,也有人如台灣觀眾一般淚流滿面,甚至不乏外國人。我們收到的多數回饋指出,上半場的劇情鋪陳仍可加強,但下半場父女間的情感濃度,即使跨越語言與文化,依然能直擊觀眾內心。最讓我們信心大增的,是許多業內朋友特地向製作人祝賀,讚賞這部作品的音樂動人,且內核獨特。這是一項難得的評價,意味著他們不僅看見了「牽亡」的奇觀,也感受到其中的美。 這場演出,算是真正踏出了第一步。於是,我們開始討論下一步的計畫。 百老匯的運作遠比想像中繁瑣,合約中詳列了各種可能的情境,並將每一種作品使用方式對應到不同部門,確保所有參與者都能獲得應有的報酬。我想,這或許就是讓每個人都能愉快工作的基本條件。 接下來,我們需要找到一位編劇來完成全英文版
YC, 記得國中時期,老家開餐廳,右邊有一塊空地,可以停放車子,讓顧客上門用餐。閒時我會找朋友在空地打羽毛球,但畢竟是戶外,打球得看風勢是否賞臉。有那麼一次,黃昏時分,餐廳還沒什麼顧客上門,廚師、助手、咖啡頭手閒得很,於是就揪來打球解悶。我站在順風位,他們逐一和我對打,輸了就下場,一輪下來,我乘風揮擊,百戰百勝,心裡飄飄然,儼然當時羽球國手傅國強上身,挑球、推球、切球、殺球,姿態有型有款,笑意揮灑。結束後,我在餐廳拭汗休息,赫然發現大家臉容悶沉,原來整場球賽下來,沒有人愉快,除了我究竟怎麼了?是因為輸球嗎?發生什麼事?打得不夠痛快? 我想問大家是不是因為打球輸給小孩所以不開心,但話到嘴邊又不情願地卡住,你們不爽是你們的事,反正我打得很痛快。我想起了在學校和同學們打球,曾經一連吃了10場敗仗,甚至有幾場連分數都拿不到3分,那時候的挫敗彷彿在剛剛打球的高光時刻獲得了救贖,羞辱提昇成驕矜,難堪背向成傲慢。 一會兒客人陸續上門,大夥忙起來,我的心思依舊盤旋在那場球賽和過去的球賽,我被討厭了嗎?他們以後還會跟我打球嗎?我是不是應該表達些什麼?他們在熱氣沸騰中歡顏笑語,臉上的陰霾蒸發,你一言我一語在炒菜、端菜、送茶水中交錯迴盪,突然我意識到,原來是我被拒絕了! 我半聲不吭,拿起球拍和球,走到空地,將球往上拍打,等球落下,再用力又把球彈上天空,如此來回數著,我不需要對手,一個人也可以打得很開心啊,1、2、3815、1623「得、得、得」,球托擊中球網發出單調秩序的回音,46、47、48看吧,球一直都沒有落地呢!我控球控得還不錯吧!驟然一陣強風襲來,球往上走,不再落地,「別走,等等我!」我心一急,大步邁開,空氣中彷彿有石階,我拾級追上,球和人就在空中追逐了起來。「不要跑那麼快。」球像逗著我,一直維持著3到5公尺的距離,我在迅風中看見黏附在球托的羽毛舒展開,成了翅膀,「啪、啪、啪」飛著,燦然透亮,球在餘暉下飛成了遠方的微笑。 雲霧托著我的腳步,
本文將以楊孟軒教授描述台灣外省人離散研究的《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為引,從離散「外省人」視角,到台灣本土認同的多族群語言、地方書寫;透過分享楊教授這本2023年出版的研究,鼓勵擁有外省記憶的後代,重述自己的記憶與歷史,除了否拒本土族群(閩、客、原、新)的自我追尋,或許值得有更多積極的作為。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博士,現任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楊孟軒在《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的創傷、記憶與認同》這本研究,丟出一個提問:為什麼第一代移民很少有回憶逃難的經驗?為什麼2000年後開始,陸續有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齊邦媛《巨流河》、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等外省後代以家族為座標,爬梳集體記憶的著作出版? 楊孟軒透過口述訪談、文獻資料,以「創傷」、「記憶」、「離散」三大理論支柱,試圖剖析1945-1950年在國、共兩個殘暴的軍事集團對峙中(比如湖南饑荒、長春圍困戰餓死了大量平民),這群跟著國民黨來台的戰爭移民,如何處理他們的創傷,與怎樣形塑自己的文化與身分認同。 楊孟軒提出一個學術上的討論:外省人的雙重性,認為他們既是因戰爭流離失所的難民,抵台後又握有政治分配的權力,楊提出了外省人經歷的4個社會創傷:一、1949年的大出走;二、1950年代末的返鄉夢碎;三、80年代末期的探親夢碎;四、1990年代後面對「台灣本位」的焦慮。 每一次社會創傷,外省人就會從記憶資料庫中,提取一段記憶來療癒傷口:1949年後,有大量回憶對日抗戰勝利的書寫,特別是通俗旅遊文獻,許多人將台灣的經驗與過去在中國的逃難,特別是重慶的經驗相比,也深信最後的勝利返鄉必定到來,「戰時過客」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成為中影拍攝優秀抗日電影的重要基礎。到了1958年,蔣被迫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知道回不去了,外省人的重要記憶又開始改變,「文化鄉愁」取而代之,他們開始大量組織同鄉會,出版湖南文獻、貴州文獻等,此時卻面臨第2代子輩對此興趣缺缺。1980年代,解嚴後開放探親,有成千上萬的外省人返鄉,這是第3個創傷,也就是返鄉後人事已非的風景,在外省人的返鄉文學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日思夜想的親人,變成唯利是圖的陌生人,此時台灣民主化以及台灣主體意識的興起,「成為他者」作為「外省人」
90接2000年前後,曾經繁花盛放的牽亡歌陣一一退去,以前各團相互競爭,如今人才凋零,需得彼此借將才能勉強成團。人生歌本若無人傳唱,曲調就只能日漸稀微。幸而路是人走出來的,從音樂劇《勸世三姊妹》、到牽亡歌陣老師前往巴黎文化奧運登場,人生歌本依舊被持續撰寫著,透過不同形式、地點、文化轉譯,繼續和不同世代對話。
在柏林駐村時,我觀賞到兩場「講述表演」。兩部作品都是在戲劇場館裡演出,節目單上清楚註明為:Lecture Performance(其餘的節目還會有戲劇、舞蹈、朗讀、講座等種類標示),一齣是在高爾基劇場(Maxim Gorki Theater),結合檔案資料、私人文件等討論土耳其移民的問題,講述者拿著手卡,口語化的德文與土語隨意切換,結構鬆散,整體的氛圍較像是一場隨興的講座。 另一齣《Certainly Uncertain》則在一間舞蹈學校的小型場館上演,觀眾容量約百餘人。表演者身著卡其色連身裝,腳踏一雙笨重的雨鞋,透過即時投影、論述、影像與肢體動作探討「感知」議題。她從個人視角探問:感知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還是我們所做的事?大腦如何知道我們所看到的?感知和經驗有差別嗎?在危機時刻,我們可以從我們的神經系統中學到什麼?講述的內容形式將事實、虛構、科學研究與個人經驗相結合,在接近尾聲時,表演者躺在地上,將腳倒掛在椅子上,開始朗讀她個人的「痛苦清單」在冷靜條列的資訊堆疊聲中,觀眾會發現她的褲管開始變色,才意識到原來那雙雨鞋從開演開始前裡面都是灌滿了水。這一刻,我們立刻能共感那雙浸泡超過一小時的雙腳,痛苦的共情直接而強烈地顯現。 當時觀看這場演出時並未感到特別震撼,因為我當時是在關注「講述表演」的結構如何建立,以及其中視覺的輔助、功能與美學的思索。然而,每當回想在柏林的觀演經驗,腦海中總會立即浮現那雙皮膚皺摺泛白腫脹的雙腳,以及被浸濕的工作褲。這些畫面成為我理解講述表演形式的重要座標。 今年1月,應C-LAB策展人莊偉慈邀請,我參與了「眾聲喧嘩講述表演集」的演出。我在去(2024)年8月,也與盜火劇團用講述表演的概念製作了一檔獨角戲《熊出沒的森林》。我首先發現到的第1件事,在台灣「講述表演」這個形式,顯然會被歸在當代藝術而非表演藝術。換個角度說,因為講述表演並不是明確的一種標籤框架,因此它必須在較為開放的創作場域才能成立(與被接受)。我印象很深刻,當《熊出沒的森林》在廣藝金創獎試演時,某位評審說了一句話:「概念很好,但除了講故事還是要演啊!」這句話恰恰點出了我一直質疑的敘事黃金準則:Show, don't tell。我曾在先前的專欄討論過,場域對「表演該有的樣子」
國光劇團今(2025)年3月「春分」4場傳統京劇,好幾齣都曾遭遇意識形態強迫改編的命運,《鎖麟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與《奇雙會》都有自己的「故事」。 《鎖麟囊》演富家千金出嫁時春秋亭避雨,見另一乘花轎殘破,心中不忍,將鎖麟囊贈予哭泣的貧窮新娘。劇情溫馨感人,唱腔風靡大眾,誰知1950年代竟遭禁演!為什麼呢?罪名很多,不只是善有善報封建迷信,更嚴重的指控是:階級本該對立鬥爭,此劇竟然貧富和融,向地主報恩,分明反動思想,怎能再登舞台? 程硯秋心急如焚,這是他最受歡迎最賣錢的戲,不演損失可大了。一身傲骨的程硯秋只好改編,保留春秋亭精采唱腔,窮新娘接受餽贈,卻掏出所有珠寶,只留空囊!只收紅包不收鈔票的概念,今天看來十分可笑,但我不敢想當時的程硯秋有多委屈。更屈辱的是,「空囊新版」演出數場,結果仍是禁演,直到程去世都未能翻身。而這只演幾場的空囊版竟還留下完整錄音,被配成錄像,永久流傳!(註1) 「改革開放」後,《鎖麟囊》重登舞台,愈唱愈紅,至今益盛,當然演的都是原版,空囊版銷聲匿跡,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卻不同,目前兩岸演的都是意識形態改編版。 京劇劇情源自晚明短篇小說,篇名就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書生莫稽凍餓昏倒,金玉奴好心相救,金父將女兒許配,父女沿街乞討送莫稽進京趕考。沒想到莫稽一高中就長了官威,嫌棄乞丐父女低賤,赴任途中竟將金玉奴推入江心。到任後長官欲將女兒許配,莫稽歡喜入洞房,不料新娘竟是金玉奴。原來金玉奴落水未死,蒙大官搭救,收為義女。如果小說寫到洞房棒打結束,讀者一定大快人心,但結局竟是二人和好,重入洞房,據此編成的京劇也是如此,棒打痛斥之後又結婚姻。我小時候看台灣的京劇團也都是團圓,直到1959年,荀慧生才改結局為不團圓,法辦莫稽。 古代女性忍氣吞聲,南戲《張協狀元》的貧女(對,她就叫貧女),救了張協,張協得中狀元後拔劍殺妻,而最後,貧女還是再度嫁給張協,永嘉崑新版還由參透世態人情的老人說出:「我有個沒有辦法的辦法再嫁給他。」(註2)古代女性的無奈有其時代背景,一旦演成傳統,若要翻改需要勇氣。荀慧生為何有此大動作?原來是當時服膺「戲曲改革」國家政策的「揭發封建醜陋」,理直氣壯
我的老師會以啟發式教育,鉅細靡遺點出我的不足,給出方向,提供方案,掰開揉碎把戲情戲理清晰闡述,直到我理解,我實踐,我到位。如今輪到我身兼業師了,回望老師們對待我的教育方式,深刻體會到與其說名師出高徒,不如說是明師出高徒更為貼切。
大伯公被我們砍半了。 在這篇文章刊出時間點,我們應該已經人在美國,正在與紐約觀眾直球對決,而台灣的觀眾也應該在1月的遊心劇場看過全新的外百老匯版本。我們預期大家會有些不一樣的感受,卻還不知道這些差異是好是壞。無論如何,這些回饋都將成為我們面對國際舞台的珍貴經驗。 在文化轉譯的過程中,有很多選擇要做,再不忍心也要下手。我們在和美國製作團隊一次一次的討論中,重新釐清了劇本還可能讓人迷糊的地方,特別是當遇到需要解釋的文化橋段,若一次、兩次無法說明清楚,那我們就會開始思考可能那是一道壁壘。不管是大家族裡的人物紐帶關係,甚至「靈魂過橋」對我們來說這麼簡單一個概念,可能都會讓國外觀眾產生更多與情節無關的疑問。 來自百老匯製作人丁墾有很清晰的訴求:「故事情節如果讓觀眾停下來思考為什麼,背後更大的隱憂是出戲。」 每一次的開會,都會感受到他並非在挑戰創作者的創作意圖或世界觀,而是將自己放在最直接的觀眾視角、提出一道又一道的各種疑問「周文王和彭祖」這個符號有必要嗎,有沒有其他說法?這段卡拉OK的戲,要交代什麼?台灣的鬼怕不怕日光,美國的鬼會在意這個嗎?角色口中的「時辰到了」又是指什麼時辰? 討論到大伯公這個角色,非鬼非人的彌留狀態,和已經成鬼的角色產生了不同狀態的疊加,再加上這次需要有個英文說書人來協助串接劇情,原本大伯公在一旁說書講古的功能也會被取代,因此幾經討論,最後忍痛降低了這個重要角色的台詞量,也希望這樣的決定能更幫助我們更聚焦在女主角與父親的關係上。 我看著下半場開頭的劇本,宋國珍、宋家姊妹和大伯公在半夜惡闖街里的一段華麗冒險,歌隊精采的演出搭配著華麗的詞曲:「獻紙來你也燒錢去呀,獻紙燒錢是要買路去喔!」突然莞爾一笑,真的是燒錢買路!當初寫出這段精采歌曲就已十分銷神,但就因為這樣一個決定,可能即將會面臨不小的調整,除了感謝創作夥伴,也好在我們都依然為了創作這件事而感動不已。 我只願這樣的開發環境和溝通方式有一天在台灣也能成為日常:一位經驗豐富的製作人,敏銳地從觀眾角度發現創作中的盲點,準確地提出挑戰,但卻不刻意指引方向,給予創作者最大限度的自由,讓他們在創作中裡恣意揮灑,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作品。並且投資方與團隊都能有共識將作品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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