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賴翠霜
進入學院前，翠霜就已經享受創作的樂趣，相對於台灣循序漸進的舞蹈環境，她早有了自己想做什麼的自覺，後來考上文化舞蹈系，主修芭蕾更愛現代，在余能盛老師介紹下，畢業後前往德國，考上福克旺舞蹈學校。這裡是她的轉捩點，在台灣學到的，在福克旺都不重要，她在這裡學到最重要的是「表演」。
Columns 專欄
看戲不忘電影
思想不短路
最後生還者不談一夜情
長期朝夕共處、彼此相知相惜，作品能將演奏視為存在的目的；而演奏者到達那種境界後，也有資格喧賓奪主，充分表達對作品的意見，多麼浪漫呀！可惜的是，近年不時看見一些生吞活剝、倉促排練，首演即終演的作品發表，譜面容或洋洋灑灑、演奏容或技巧高超，卻少了溫度，感覺比較像是一夜情。
入戲的觀眾
吃黑膠的人
畫家達利1931年畫作《記憶的堅持》（La persistencia de la memoria）超現實夢境一般的畫面中，3面時鐘像融化的軟酪慵懶地癱軟下垂。這個20世紀最知名的圖像無人不曉，幾十年被複製成各式商品，販售到世界各地。 話說今年夏天歐陸高溫不退，長達數星期不下雨，熱浪來襲時，溫度直飆攝氏40度，法國南部不斷傳出森林大火，不但造成大量財物損失，更造成生態恐慌與危機，以致政府相關單位屢屢貼出橙色甚至紅色警告。8月某一天吃過午飯，在Thorens TD126老唱盤放上一張葛拉佩里（Stphane Grapelli）的黑膠唱片，歌曲《鴛鴦茶》（Tea for two）在嗶嗶啵啵的輕微炒豆聲中流洩出來。爵士小提琴的吳儂軟語讓人放鬆地躺在沙發上，暑熱中睡意襲來，慢慢地，不知是傳動的馬達出了問題，還是黑膠不耐高溫，像燒仙草一樣融化成達利的時鐘，樂音跟軟酪一樣不規律卻堅持不絕地在唱盤上轉動、播放開來。 人云「淘寶」，我卻覺得像「拾荒」，從購物網站撿回來、40多歲的Thorens唱盤經各方賢達仁兄大德修繕，始得重見天日。說來慚愧，黑膠聽了這麼多年，朋友轉送發燒前輩撰寫的秘笈始終只讀了半部，雖然有樣學樣地在壁爐前音道交集處的「皇帝位」擺了張扶手椅，可惜每天早朝午朝黃袍還沒加身，也不管冬暖還是夏涼，貓大爺就搶先「登基」呼呼大睡了。更糟地是，在法國住了半輩子，沒習得一絲法式優雅，老家同好聽黑膠古色古香，不但要弄上幾支幾幾年份的法蘭西、義大利紅酒佳釀，還得配一碟來自某某產地的松露、鵝肝醬，小弟聽黑膠，卻從來沒記得出門左轉拐幾條街去家樂福打瓶紅酒，順便買個鵝肝醬罐頭回來。 這種粗枝大葉對待黑膠的「聽」法，親像90年代從國內紅到威尼斯的藝術家李銘盛喝咖啡。雖然今天還記得李老師的人不多，但他試圖在北美館潑糞以及在威尼斯雙年展灑牛血的行為藝術早已成為傳奇。他喝咖啡的方式是我多年前從共同的好友那裡聽來的，真假不得追究，但美麗的故事訛傳一下無傷大雅。據說李老師當年蟄居新北市山區，凡友人帶上等咖啡粉去看他，他也不用濾紙，一律用鋼杯泡煮，友人看不下去，他卻本色地回答：「好的粉怎麼泡都好喝。」 我開始聽黑膠，應是弱冠之齡。父母親收藏的一疊黑膠，正版的沒幾張，幾乎全是松竹早年翻製的，卡拉揚指揮的老柴《悲愴》交響曲
練物闢
線材
大部分劇場使用的物件都是獨立設備，但不少設備都需要線材，才能將電源連接、將訊號傳遞。線材的任務是傳送訊號與電力，它們將各種不同形式的能量與訊號從A點傳到B點，而它的構造也非常簡單，就是一條條粗細不同的金屬線，包裹上絕緣物質，並在兩頭加上接頭。 除了粗細，線材也包含了接頭。隨著不同功能的需求產生，愈來愈多不同長相的接頭問世，就拿日常生活常見的1對3手機充電線，光1條線就有4種不同的接頭，以滿足不同手機的需求。而線材連接的終點，往往也是另一條線材連接到其他地方的樞紐，就像是大腦裡面的突觸一樣，集結了各種不同來源的電力與訊號。若說接頭終端是大腦的突觸，那麼訊號線就是連結和驅動身體各個器官部位的神經線，而電源線則是全身上下提供養分的血管。作為劇場的神經線與血管，線材將各種器材串連起來，連結空間中的光、聲響、溫度等感官刺激，製造出劇場的魔幻效果。 一樣都是電，因應不同的設備，而有了不同的身分與工作內容，線材也像是一台高速列車，而坐在列車裡的電，就像一個個排隊的新生兒，透過發電廠超大的電壓推力，將電線列車裡面的新生兒往下一個地方推，它們一開始活力十足地經過變電所，就老了一點，到了變電箱之後再進到劇院大電電箱；它們走在電力線這條人生的道路上，到了劇院的大電電箱之後，就決定了它們這一生將要扮演的角色，到了這裡之後，他們的工作不會是醫院裡的醫療儀器，不是作家桌上的檯燈，也不是股票交易所的螢幕看板。它們的下一階段也許要去燈光Dimmer，也許要去音響系統，或是旋轉升降舞台的動力系統。 一旦到了劇場週，劇院開門了，劇院舞監就會按下電源按鈕，將它們從發電廠帶來到這個世界，舞監助理將不同規格、形式的訊號線接上不同的設備，將設備的電源線接上H插，這些來自交流電的電力小子們也就開始交流交流了。而其中有些小子會被變壓器學院變成穩定的直流，不像之前那樣活蹦亂跳，開始走入溝通、下達指令的訊號人生道路上，例如燈控台、音控台。 這麼看來，電力線線路都已經固定，這些電力小子們的人生似乎就是如此宿命，如此必然，難道沒有其他改變的可能了嗎？或許對於其他環境的電力小子們而言，的確如此，它們成為了法院訴訟調解室裡的T5日光燈，或是一般家裡的冰箱，除非汰舊換新或重新裝潢，否則它們接下來的人生道路就算有變化也微乎其
挑戰邊界
那群使現在成為可能的人
透過陳界仁和他的夥伴們在西門町遊行，露宿於火車站旁地下道的罕見影像檔案，我們看見了大膽而具體的公共空間改造。在欣賞美學實驗的同時，也意識到這些行為所潛藏的危險。儘管視線被戴著頭巾的表演者所吸引，我還是忍不住注意到一旁目睹這些歷史性反抗瞬間的群眾，和他們臉上的表情，透過這一雙雙見證現場的眼睛，我們看見歷史。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順敘與倒敘
正在工作的影集劇本，遇到了順敘還是倒敘的問題，而且是在已經都寫完了差不多全部的分集大綱、一半的分場大綱，陸續完成劇本時遇到了這個問題。因為是改編，第一直覺選了跟原著不同的敘事方式，為了開頭就跟原著做出差別，主角的過去透過來回跳接回溯來闡述。 但因為太擔心與原著過度相像，導致特別著重在現在這個時間線，現在這個時間線最多的事件是餐廳經營，但不管主角做什麼，如果沒有過去發生的事情奠定基礎、給予動力，都很難讓人有感。「沒有復仇感。」「要看到主角被踩得多低，才能同理他要復仇這件事。」「沒有看到敵方出招有多強大，對於主角的反攻舊沒有感覺。」大致收到了這些回饋，看這個戲的觀眾對於「經營餐廳」不一定感興趣（不一定是職人劇），但對「怎樣透過開餐廳來復仇」感興趣。 但復仇，得先讓人對角色共情。 而Netflix的創意人才投資暨發展總監Chris Mark在一次工作坊中提問，假如亞里斯多德有Netflix會如何歸納戲劇要素？ 他提到，觀眾共鳴是跟著人物，而非劇情，觀眾之所以入戲，取決於他們能否跟角色連結，了解人物動機，如果觀眾不覺得人物有趣，他們就不會在意角色有沒有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 怎樣的故事與媒介，通常就會有最適合的敘事方法。 復仇，比如《哈姆雷特》，就是先看到國王的鬼魂出現，再看到王子一直為此而痛苦，以及他對於要不要復仇的各種猶疑，歷經失去愛人、發瘋、誤殺大臣，最後才走完這個兩敗俱傷復仇經歷，但奠基於《哈姆雷特》的《獅子王》，與其接近《哈姆雷特》，其實更接近《基督山恩仇記》先展現主角究竟失去了什麼，大家才會期待他把失去的事物奪回；王子在各種猜測跟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的「查案」中，必須演一場戲中戲來確定自己心中的猜疑，《獅子王》建立在強烈的父子羈絆、辛巴是不是害死木法沙的愧疚、最後要給辛巴反攻的夥伴，所以過去的事情很多，辛巴長大後可能的幫手（彭彭、丁滿、娜娜、媽媽）、敵人（叔叔、土狼），都必須先在故事內建立。《哈姆雷特》的猶豫是戲的主體，發現父王可能被害死之後造成王子的種種困境，是「發現沙灘有屍體然後怎麼了」之敘事，由一個發現引起的連串變動，《獅子王》則是從辛巴這個角色、他的成長、他的失去慢慢說起，讓人共情。 要讓人共情的復仇故事，還是得
書信體
場面調度I
YC， 想跟你分享多年來纏繞在心中的一個畫面。還在就讀戲劇系的時候，某次不知道從哪來的影片光碟，聽說很經典，此生必看，我們立刻豎起脊梁，正襟危坐，片長兩小時，果不其然，一路看得昏昏沉沉，影片彷彿在夢裡頭播放著，結束後一片沉默，各自散去。沒看懂的影片，有個場景卻無預警闖了進來，多年以後的以後，覺得失去力量的時候，場景中的男人身影、燭光、來回往返，總是悄然響起。近10分鐘的長鏡頭，在影片即將結束前，中年男人來到廢棄的溫泉池，聽說，只要你手持蠟燭，從池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燭火不滅，世界就會得到拯救。相信寫到這裡，你會知道我說的是哪部電影，沒錯，塔可夫斯基的《鄉愁》。1983年完成後，這位導演再也沒有回去他的祖國。流亡、流放、流浪，一字之別，情懷之距，千里之遙。 這是心中一直盤旋和困惑的場景啊。中年男人是位詩人，他來義大利蒐集資料，途中遇見了1位瘋子，瘋子把蠟燭交給他，並告訴溫泉池的傳說。詩人相信了他，依照約定來到這個荒廢的所在。他點燃蠟燭，走到池子中央，一陣風把燭光吹熄，他無奈地回到起點，再次點燃，這次，他試著用大衣擋風，手掌呵護著微弱的火光，走著走著，風還是不留情地吹熄。這一刻，他無助地四處觀望，似乎在尋找什麼可仰賴的，然後印象中的模模糊糊，他望向鏡頭，我在迷惘中和他對了上眼，也就是那瞬間突然意識到，塔可夫斯基在冒險，他讓作品中的詩人冒險，他讓影片中的演員冒險，然後他讓我們跟他們一起冒險，並把燭光交到我們手上，於是我們無法置身於外，只好一起回到起點，再次點燃火光，和他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前進，時而頓足擺盪，時而顧盼往返，此岸、彼岸，渺小的火光抵擋得住凜冽的寒風嗎？如果再次被吹熄，我還有勇氣往回走再出發嗎？篤定的每一步竟是那麼未知，彷彿每次踩下都是再一次確認，世界與我之間的關係，我相信嗎？我能夠嗎？我在乎嗎？塔可夫斯基曾對那位演員描述：「在一個鏡頭裡展現整個人生，沒有任何剪輯，從開始到結束，從出生到死亡。」 這也是我想不透而能反覆咀嚼的神秘鏡頭。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為什麼要讓演員置於如此境地？想像一下，如果是過去喜歡看的港片節奏會怎麼拍，第一個拍他點亮蠟燭，然後開始走，下一個鏡頭拍終點，他步入鏡頭，表演氣喘吁吁，好暗示一路的艱辛。或許有些導演還會置入幾個
看戲不忘電影
以真實人生舞動的《舞魂》
本片的第二亮點為女主角Marion Barbeau，原本就是巴黎歌劇院首席舞者，電影一開始就是她在歌劇院舞台上演出《舞姬》（La Bayadre），柯拉皮許對巴黎歌劇院熟門熟路，鏡頭也玩出了許多巧思，從第一幕女主角等待上場卻目睹男友與其他舞者曖昧，到第三幕跳躍後的跌傷，如同折翼天使般地隱喻著《舞姬》中遭背叛的死亡悲劇。
思想不短路
從木偶奇遇到金字塔時裝秀，玩轉時空的藝術
生命珍貴之處在於它只能被經歷一次； 永生的形骸反而徒增無奈，甚至乏味！
續聊天
聊「內行花蓮」
芝：12月的第一個週末，我們去了花蓮看城市空間藝術節「內行花蓮」和花蓮跳浪藝術節「變化球」，兩者都想透過「地方學」的概念帶動一種所謂在地花蓮視角的介紹和思考。雖然兩者的性質不同，文化層面的觸及也有所差異。不過，對三天兩夜的旅客而言，我們可以密集看到一個週末裡，城市的文化活動如何打造它的策略文本，強調它在移動資本下所形塑、可供快速吸收的地方血統式的宣言。 第一天城市空間藝術節的「花蓮舞台」便讓人看得感慨萬千，似乎意料之中。號稱「全表演藝術演出，全花蓮在地團隊，連續3日近50場精采演出輪番上陣」，這種年度盤點、聯歡晚會式的展演，每個團隊分配半小時，不僅再度加重與自曝，老舊地方政治的假性資源分配思維，將團隊置於有如「地方分類」的超市貨架上快速消費，也取消了團隊各自經營的脈絡。 看似百花爭豔，卻是貨架消費主義，看似平等分配，卻平滑了團隊的差異、平滑了展演的思考與歧義。可能更多是在展現主辦單位的協調組織能力。這個「內行」，不知是有意無意，又借屍還魂，回到如帝國博覽會式的全景敞視主義與控制的展示。 大概是多年來，台灣藝文環境應對公家機關難以做基礎的長遠規劃，文化治理總是為選舉和虛幻的民意想像所綁架，無法扎根的短線分配，節慶之島的城市操作，或許已到了接近窮途末路的階段。節慶疲乏，既非城市的狂歡，亦非藝術的擾動。藝術節想建立城市的特殊時間，卻先進行自我觀光化。要問城市空間裡的藝術是什麼，但目的恐怕不在藝術，而是以藝術之名為文創價值妝點。 選舉語言的全面化 亮：第一眼看到「花蓮城市空間」這幾個字，我是充滿遐想的，因為花東一般被定位成接近大自然的地方，是台灣西部都市人的度假村，許多港澳朋友尋找心靈救贖的聖地。你想，比如日本的靜岡或法國的普羅旺斯，他們會不會談自己的「城市空間」？大概不會吧。 可是，花蓮當然有它獨特的城市性格，意思不是它有觀光飯店、多元族群、文創園區、自然資源，和試圖整合這一切的都市規劃，而是反過來，正是有了都市規劃，就一定有無法規劃、整合，以至於排除、壓抑的東西，甚至有一股反叛這種壓抑的慾望，潛行伏流在這個地方。一定有在問「什麼是城市」、「什麼是自然」的花蓮藝術家，一定
腦海裡的旋律
大腦的新年新希望
每年元旦，聽完威尼斯鳳凰劇院的新年音樂會，便會轉台繼續聽維也納的那場；然後，滿心虔誠地許下新願望：來年我要多運動，健康吃、健康瘦，還要學會放下，不要太常糾結於自己難以控制的事⋯⋯這幾場音樂會通常在歐洲的中午時間結束，聽完，便和家人歡聚餐桌，立刻大吃大喝，吃飽便橫躺沙發，才許下的願，馬上破功。 史丹佛大學曾做過1組很有趣的壓力實驗：受試學生被分成兩組，第一組學生只需記住兩個數字，而第二組學生則有7個數字要背。兩組學生在實驗過程中被隨機分配任務，也填寫問卷調查，最後再測試他們對數字的記憶。午餐前，兩組學生完成測試，離開實驗室時，受試者從兩種不同零食之間擇一享用：一片巧克力蛋糕，或一碗沙拉。實驗目的在測試學生們的精神壓力。 結果非常好玩：需要記7個數字的學生，他們選擇巧克力蛋糕的機率是第一組學生（只需記兩個數字）的兩倍。研究人員表示，當大腦面臨認知負荷時在這個實驗裡，就是記憶那5個額外的數字寶貴的腦神經資源被大量徵用，造成額外負擔；此時，大腦知道，比起較健康、能提供持續能量的沙拉，快速增加血糖的巧克力蛋糕更能滿足當下的生理需求。換句話說，當大腦疲憊時，我們幾乎不可能跟甜點說不；在「想要」（速升的糖分）和「需要」（持續的能量）間掙扎，只要區區5個數字就能讓大腦屈服於下意識的慾望。 不是我故意潑大家冷水，但從大腦神經科學角度來說，念力根本不給力。大腦杏仁核掌管無意識情感力量，而控制有意識的意志力最主要的區域，則是前額葉皮層（位於我們的額頭後方）；很多時候，我們從經驗得知，杏仁核（情感）常常凌駕前額葉皮層（意志）。也因如此，當我們立定新年新希望，用意志力推動新生活，常會讓前額葉皮層造成認知重擔，這種負荷日積月累，形成慢性壓力：它會回頭削弱意志力，為無意識的情感力量推波助瀾，失敗海嘯就是這樣醞釀出來的。 請容我分享自己的親身經驗。過去10年，我的新年新希望總有「減重」和「運動」兩項我「想要」跑馬拉松、我「想要」重回高中時期的體重但總是3分鐘熱度之後，無疾而終。不過今年春天，我在沒有特別許願的狀況下，正視了我的「需要」實際上我不必少20公斤，也不用成為三鐵選手，只需要瘦個3、
入戲的觀眾
結算
西蒙．德．波娃的回憶錄《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法文書名叫Tout compte fait，原意直說就是「清算、結算」：到了一個年紀或一個階段，把過去種種算一算，出清存貨。 話說你在鬧市登上計程車前座（安全之故，巴黎紐約這些大都市，計程車前座多不載客），廣播放著輕柔的古典音樂，旁邊的女司機像希區考克電影《迷魂記》裡的金．露華（Kim Novak），金髮挽成漩渦一般的髻，幹練的穿著又像《亂點鴛鴦譜》（The misfits）裡的瑪麗蓮．夢露。她擺著一張蒙古人一樣的酷臉，正眼對著方向盤，當廣播跳到一首當代小提琴協奏曲，你輕輕挪動身體，正準備專心傾聽，金髮司機卻以為你不耐，把廣播切換到輕音樂台，頓時之間你彷彿來到香格里拉大飯店的迎賓大廳，波爾瑪麗亞大樂隊在香檳雲影中歡迎你，你稍微清清喉嚨，客氣地對司機說：「請問您是芬蘭女高音卡麗塔．瑪提拉（Karita Mattila）嗎？我喜歡剛才哪首小提琴協奏曲，也很喜歡您的演唱。」金髮司機並不答腔，只是酷酷地把頻道轉了回去。你不死心，接著說：「我喜歡您在夏特列劇院唱的《奧泰羅》、《阿拉貝拉》（Arabella）。」女司機癟癟嘴，露出一點得意的神色。你又說：「還有《顏如花》（Jenůfa）。」冰雪瞬間融化，金髮司機綻放笑容，說：「那個你聽過啊，快20年了」 在清晨醒來，法國鄉下的秋天比台北寒流來襲時更冷，遠處一輛汽車發出嗶-嗶-嗶的聲響，我躺在床上回想剛才的情節，一時之間還弄不清孰真孰夢。我想起另一個清楚記得的夢，義大利指揮家辛諾波里（Giuseppe Sinopoli）西裝筆挺地坐在一個歐式的木窗邊，含蓄又有距離感地微笑著，我伸手狠狠扯了他蜷曲的絡腮鬍幾下，雀躍地跟他說：「你還活著？你還活著耶 !」。 夢到辛諾波里是2001年5月初，也就是他在柏林德意志歌劇院指揮威爾第《阿伊達》心臟病猝逝之後10幾天，當時我來巴黎讀書已經兩年多。辛諾波里是我來法國之前就聽過現場音樂會的指揮大師之一，1994年他帶德勒斯登國家管絃樂團在台北國家音樂廳連演3場理查．史特勞斯的音樂會，從《英雄的生涯》、《阿爾卑斯交響曲》到歌劇《艾蕾克塔》，那些年來台灣的樂團不算少，但演來演去，常常都是德弗札克《新世界》跟貝多芬第七這類「口水歌」，德勒斯
腦海裡的旋律
療癒的力量
秋冬的樂界盛事，莫過於大提琴家馬友友即將訪台。期待走入音樂廳的心情，加上全球疫情似乎快畫上句號，黝黑鬱悶的3年就要結束，此時看到隧道另一頭的光，多麼令人歡喜！ 去年3月中，YouTube上流傳一段點擊率超高的影片：戴著口罩，頭頂扁平呢帽的男子，在美國麻州某疫苗注射室，先演奏〈聖母頌〉，緊接著拉了巴赫〈G大調第一號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前奏〉。坐在休息區等候的民眾屏氣凝神地聽，有人拿出手機錄影，有人閉著眼睛享受；十幾分鐘內，注射室中原有的喧嘩和不安平穩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寧靜安詳，琴聲不斷流瀉，世界卻停止運轉。 「既然得靜坐15分鐘觀察、休息，我乾脆為大家拉幾首曲子。」戴著口罩，頭頂扁平呢帽的男子不是路人甲，而是著名的大提琴家馬友友，在電視新聞訪談中他提到這段插曲。令人不安的疫情期間，音樂成為許多人的依靠，對外聯繫、對內定錨，安慰的力道溫柔卻強大。我清楚記得，疫情剛起的那個春天，義大利深陷恐慌，城市居民自組社區音樂會，在陽台上唱歌互相打氣，也為在醫院奮戰的醫護人員隔空加油。 「普遍認為，應對壓力大、令人痛苦的時期，音樂是非常有幫助的。」美國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專家、布朗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還有波士頓音樂與健康研究所的教師透過研究得到證實。長期以來，他們合作探討音樂如何活化大腦，以及音樂在醫療健康領域的實際功用，最初研究對象為中風和癌症患者：因為大腦組織受損，有些人失去感知音樂的能力，有些人則產生音樂幻覺，在沒有演奏╱播放的狀況下也覺得聽到音樂；透過對失能者的觀察，反向理解健康的大腦到底是如何處理和感知音樂。 大部分人不會意識到，聽音樂時，我們的大腦其實很忙：當聲波進入耳朵，撞擊耳膜並引起振動，之後不斷轉換能量形式，最後形成電信號傳達到腦幹；腦幹是大腦的聽覺訊息中繼站，之後會將之分送，以活化聽覺皮層和大腦其他區域。聽音樂尤其聽我們喜歡的曲調會讓大腦許多區域活化，例如處理韻律與節奏、體會時間感和掌管身體運動的小腦；將經驗轉化成記憶的海馬體；有「大腦情緒中心」之稱的杏仁核；負責聽力、感知和理解的顳葉；還有大腦的獎勵迴路，分泌快樂荷爾蒙、傳導讓人興奮的腦內啡，都得依賴這個系統簡而言之，聽音樂時，大腦不同區塊必須協同工作，才能整合不
挑戰邊界
脫！脫！脫！
如果米開蘭基羅的大衛像套上帽T和運動長褲，或是斷臂維納斯穿上了運動內衣，這些標誌性作品所展現的力量，將會瞬間大打折扣。人體線條的美麗和清晰度，在層層織物的覆蓋下，將不復存在。迪米特里很清楚，我們之所以對這些經典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它們弘揚了人類形體的雄偉瑰麗。在此，形式就是內容。
練物闢
煙機
劇場或是各類現場演出類型的效果中，有一個特殊的視覺效果叫做煙，這個效果可以造成隱蔽、忽隱忽現，及讓光被看見，而且隨著空氣的流動，還會造成各種風景，使得原本在室內的表演空間也可以有像是戶外的錯覺。 煙，是一個介於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物質，存在於空氣中，隨著不同的來源內容，可能會上升，可能會下降，例如乾冰。而光因為無法穿透，所以就會產生像是雲一樣的畫面。更多時候，為了看見光本身，還要放出煙，才能夠顯現光的形狀，因為光本身無法被看見，所以當我們在劇場中看見「一道光」打在舞台上，實際上並不是看到光，而是看見光打在煙上所顯現的樣子。 「煙機」就是將這些物質產生的設備，將煙油加入煙機後，舞監在控台下指令，接著煙機就加熱，讓煙油產生煙，並且被吹往出口，一群一群煙小孩就從那小小的管道被嘶嘶地噴出來，它們原本集中在一罐桶子，後來像是火箭發射器一樣，將這些小孩彈出去，飛到空氣中準備進行一場日光浴。讓原本皮膚白色的煙小孩，在劇場中的9個太陽照射中，變成一片片機機喳喳的雲朵。 劇場像宇宙一樣是黑色的，而那些白色的煙小孩和太陽們讓劇場的黑，有了不同的顏色。也因爲它們是白色的，所以當太陽們換了一個顏色，像是夕陽般的橙紅色，孩子們也同時被染色，那一片潔白無垢的白雲，就變成了一片絢爛晚霞。而這些美麗的彩霞都還是這群孩子擠在一起的風景，隨著它們獲得了飛翔的空間，孩子們四散到劇場的各處，於是雲層散去，天上地下都可以看到它們被陽光染上的顏色，好像整個世界都是彩色的。隨著后羿舞監把一個個太陽熄滅，漆黑的劇場宇宙裡，剩下1座像是三角錐般，被這些孩子們占據的光塔，光塔裡站著一位老者，訴說著他的話語。如果只有太陽和老人，我們只會看見被染色的老人，但因為這些孩子在他身邊跳舞，於是我們看見了他周遭的空氣顏色。 在劇場中，煙機藉由汽化煙油所噴出來的煙霧，可以做到視覺上的動態遮掩，讓煙霧後面的人或物產生若隱若現的美感，如同薄紗般地讓場上的一切都變得更美，燈光打下去還能讓整個空間改變，整個空間視覺就像是讓觀眾戴上了濾鏡，隨心所欲地控制空氣與氛圍，除了美化，當然也可能被醜化或其他可能性。 和煙一樣，水也是光的介質，而且還能改變氣味，雖然本身沒有味道、顏色，也不吸引人，但當我們加上了各種化學調味劑，就可以有了不同的味道，可以是檸檬水、咖啡，也可
看戲不忘電影
疫情之下且戰且走、應變創新
荷蘭舞蹈劇場在後季利安時代採用了客席編舞家制度，培養出許多具票房魅力的新銳編舞家，因應歐陸許多劇院製作的支持，編舞家不需成團，就能與不同劇院舞團合作，提供發展舞台，逐漸成為新趨勢。而舞蹈空間與不同編舞家合作，早於這股潮流，相對於歐陸現況，既非國家舞團又非劇院舞團，策略性的劇院製作國際共製，靈活應變的能力強化了應對無常疫情的韌性。
書信體
身體V
YC， 「問你啊，有沒有想過你這一系列身體書寫，其實很舊？」「什麼意思？」「就是過時。」「過時？」「對啊，你寫的東西，雖然有道理，但感覺更像90年代小劇場的身體想像和追尋，無法對應到此刻我們面對的現實。」「有哦，想過。」「所以呢？」「我想像的系列文章，就是一點一點慢慢講，舊，沒關係，況且，沒有舊，哪來新。」無可否認，書寫過程裡頭，很多問題冒出來，如前輩對我的提問：「30年前的現實和30年後的現實，究竟有什麼變化？30年前我們積極尋找身體訓練的可能，30年後不找了嗎？我們到底在找什麼？找到了嗎？然後呢？」 且把場景拉回90年代馬來西亞的吉隆坡，被小劇場啟蒙的年代。當時我們的老師孫春美剛從台灣學成回來，帶來小劇場訓練和表演形式的震撼，對我們這一群素人來說，一個美麗新世界就此開展，百寶箱琳瑯滿目，裝的都是混沌朦朧的心神嚮往。那時候，強烈的是感受，缺乏的是方法。我們沒有他者經驗，只有自我經驗，一心渴望找到得心應手的表演方法，或說，技術、技法，還無從有心思顧及方法背後的歷史脈絡。後續就開啟了一連串的工作坊，我們寄身於洶湧而至的各種流派，葛式身體、鈴木方法，還有耳熟能詳的舞踏、歐丁等，相信浩浩之中有明燈照映，任何路徑都可能是康莊大道。接著，順藤摸瓜，把場景帶到台灣的台北，踏入西方知識取徑的主要輸出站，和華語語系的重鎮，就不言而喻。「為什麼不去中國？」20世紀下半葉，因應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發展而成了許多所謂開發中國家的典範，再加上冷戰後僑教政策的獎學金補助等，台灣自然是嚮往之地。生活在此，置身於現代化運轉中，當代觸手可及。 「現在想起來，我們似乎一直處於寄身狀態。」「怎麼說？」當年對於知識焦慮的渴求與追尋，為了可以迅速運用、上場，我們寄託於各種有效可見的訓練方法，企圖藉此變裝進而變身，跟著不假思索地現學現賣，幾十年下來，維持這樣的狀態，卻裹足不前。「那是因為歷史思考的缺乏。」對啊。我們有的是技藝的累積，缺的是思想的闡發，導致認識論的匱乏。因此面對時代趨勢演進，我們很聰明並習慣性捕捉到當前所流行，聞雞起舞，卻甚少辨╱辯析當中曲折。當年儀式人類學的尋覓，來到生物神經學的探索，走到數位網絡化的論證，西方究竟經歷了什麼？為什麼會有此等論述轉向？他們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跟我們會遇見的困難是一樣的嗎？為什麼我們的技術能從實體手工一躍成
思想不短路
精品文化啟示錄
覺得這些精品和我們的生活有些距離嗎？別忘了當欣賞無論是19世紀浪漫派音樂、馬克．吐溫的《鍍金時代》或20世紀初的新古典，過去那些音樂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愛樂者、藝文市場或均曾與這類傳產精品交錯共生、相互影響，形成某種生活品味圈。
續聊天
尋找電影
亮：幾年前讀日本評論家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マイ・バック・ページ），我問自己：我愛過我的時代嗎？ 川本愛過的那個時代，是1960、70之交的日本，當時他大學剛畢業，失業一陣子後，考上《朝日新聞》的記者。20幾歲大概是個比較容易愛上時代的年紀吧？等到再老一些，就會產生「這個世界已經壞掉很久了」這樣的想法，然後往前回溯，發現自己年輕時經歷的那個美好年代，也參與了這場崩壞。結果，愛不過是用來行騙的一枚偽幣。冷漠就這樣在中年人的心中開始滋長。 其實，川本也知道，他所愛過的那個時代，是一點都不可愛的：越戰、自焚的僧侶、全身灼傷的小女孩、滿臉污泥的士兵、當眾處決的游擊隊，哪裡可愛了？然而，那些赤裸裸地感受到這世上的暴力，因此戴起頭盔、拿起棍棒、占領講堂的年輕人卻是可愛的，他的說法是「溫柔」的，借用自克里斯．馬可（Chris Marker）的電影《沒有陽光》（Sans Soleil）裡的旁白：「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換句話說，雖然武裝暴動是暴力的，但是就反抗權力所行使的更巨大的暴力來說，卻是詩意的，因為那是對於一切權威的根本質疑，真誠地相信被剝奪者也有改變現狀的可能，所以也是溫柔的。這讓我回頭去想，即便沒有經歷過轟轟烈烈的革命青春，那些學習詩意的日與夜，應該就是在學習愛與反抗。 妳前陣子提起，談到詩與文學，很容易想到大學時帶我們讀書，從五四文學到魔幻寫實，從結構主義到攝影理論，從後現代到後殖民，真的是什麼書都讀的陳芳英老師。可是，帶我們看電影的黃建業老師，影響也很大。妳的經驗是什麼？ 戲劇系的電影課 芝：六年級後段班的我們（打出這句話的同時，甚至不得不想到，可能有大半的年輕人不知道這個世代用語，時代的加速度之快），1980、1990年代是我們的童年和青春期，無知的我在整個變化
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從《台北女子圖鑑》討論何謂「在地化改編」
齋藤綾是出身秋田縣、一身土味的鄉下女孩，遠赴東京打拚20年以後，憑著過人努力當上國際時尚品牌經理，擁有人人稱羨的薪水、權力與地位。 綾一開始遇見同鄉的初戀，接著是正港東京菁英的靠爸外商職員，馬上甩了同鄉，卻發現對方已有千金未婚妻，分手後當起了和服店老闆的小三，當了太久的小三，急急忙忙找個同齡的阿宅結婚，想不到老公結婚後是個超級大男人身邊男人一個換過一個，從一個區換到東京更好的區，20年來，始終無法找到幸福。 基本上《台北女子圖鑑》大致按照這樣的劇情骨架，只是把秋田置換成台南永康、東京置換成台北，許多細節僅止於設定置換，但這種設定置換卻與原本故事核心所要表達的「強烈的城鄉差距，野心帶著你去到原本不能及的遠方，但你真正想要的，或許不論去哪都難以實現」充滿衝突，台北跟台南既沒有強烈的城鄉差距，就連台北本身各區的差異跟距離，那個移動的距離感沒有這麼遠、台灣各地沒有那麼難以到達。是以在改編上，要不就要換一個故事核心，但換一個故事核心，還需要購買原本的IP嗎？但製作公司購買這個IP肯定有公司本身對原作名氣的考量，如果主導者想得不夠透徹，通常這類案子會在原作不成幫助反成束縛的情況下進行；如果不調整故事核心，所有的符號置換都必須加強原本的故事核心。是以就得思考，設定家鄉在怎樣的地方才可以突顯強烈的城鄉差距？要玩刻板印象怎樣才能玩得又猛烈又好？離島？偏鄉？進城後，東京不同區的差別放在台北又要如何突顯？要經歷怎樣的感情才夠「都會女子」？這一切都想一輪，想想可行嗎？回到企劃初始，這是個適合在台灣發生的故事核心嗎？還是檢視目前社會潮流，應該要做的是厭倦都市回去故鄉開始各種創業的「地方創生女子圖鑑」？ 過去在劇場，我們看過很多那種演出翻譯劇作僅止於名詞置換的戲（比如巴黎改成高雄，倫敦改成台北，桌上的無花果改成西瓜之類），所幸現在這樣的演出已經很少了。這樣是最表面一層的改編，但真正的改編就是重寫，同樣的故事原型，只要更改時間、場景、角色年紀與關係任一要素，就會產生不同的故事核心，舉個正面的例子，三浦紫苑新出版的《住那個家的四個女人》，是向谷崎潤一郎的《細雪》致敬之作，從原本新舊交織的三○年代、大阪經商上流世家四姊妹，到當代東京、年齡各異、職業身分各自不同的4位單身女子： 東京市郊的善福寺川旁，
挑戰邊界
有效之外
作為創作者，我們知道哪些元素在古典戲劇中能發揮作用（求而不得的單相思、一個面對死亡的家庭、對偶然聽到的話語產生誤會諸如此類），我們了解說故事的「有效」方式；但是，有效性和藝術性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兩個目標。 因此，或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採訪的過程，不要再問「這個演出是關於什麼？」
看戲不忘電影
重新認識伊丹十三
我後來在三池崇史、北野武、荒木經惟的作品中偶而找到伊丹的影子，心中自動將3人面貌融成伊丹的長相，但其實從過去他演出的電影中即可追尋他的身影與演技，然而要到2020年太田出版社翻譯了他的著作《歐洲無聊日記》，才明白其思想始終如一。
思想不短路
接下來要聽的「歌」是一首貝多芬奏鳴曲
最讓我拍案叫絕的是把協奏曲或合奏曲都稱為一首「歌」！經明查暗訪後發現罪魁禍首可能是某些近年很夯的國際線上音樂平台，因為其格式經常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譬如貝多芬交響曲稱為SONG！不只學生受此潛移默化，在某文化局現場審查申請傑出團隊補助案時，我曾聽到一位科班出身的年輕專業老師在口頭報告中介紹，他們拉的是一首二胡的「歌」。
挑戰邊界
想想「互動」這回事
比起平淡無奇的影像和乏味的腳本，對我來說更致命的是創作互動式體驗時屢見不鮮的問題幾乎沒有給參與者任何回饋。我可以拿起書本，拾起蘋果，跳下貨車，但為了什麼呢？這些行動無論在感性或理智上，都沒對我造成任何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