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洪堡進行中」（Humboldting!）是柏林當紅博物館「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註1）於2021年開始進行的5年計畫，配合柏林當地中學的學校行程，每半年邀請一組藝術家或團隊來和同一群30位中學生合作進行創造性藝術活動，在每年2月與6月底前後公開呈現。此計畫由洪堡論壇節目與活動部門發起，該部門策展人尼克爾（Julia Nickel）邀請曾來台展演的「哺乳動物潛水反射反應」劇團（Mammalian Diving Reflex）藝術暨研究總監多奈爾（Darren ODonnell）與長期合作夥伴澳洲獨立製作人佛萊明（Alice Fleming）策劃，期盼使這群家庭成員尚未成為定期博物館參觀者、來自多元背景的青少年，能因參與這個計畫讓他們與家人可以長期地與博物館產生對話與連結。 這個計畫概念受到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對美洲進行5年考察的啟發，相當程度地實踐洪堡論壇的精神：作為論壇開啟對話，深化連結，以開放動態的方式，形成新的知識系統，期盼為柏林注入新能量。如台灣策展人耿一偉在《報導者》文章（註2）中所述，位於博物館島的洪堡論壇在面對移民大量湧入的這個大都會，如何讓青年世代也能在這裡看到屬於他們祖先的文化，回應作為當代國際城市的多族群現況，是該博物館今日的重要使命。「洪堡進行中」不僅希望讓這群「青年研究員」進入博物館作為「藝術家」參與創作發展，也藉由表演藝術的高互動性，邀請其親友進入博物館，發揮「漣漪效應」，擴散計畫影響力。

實際探訪「洪堡進行中」時，學生們私下聊天表示，比起其他課程，他們很開心在這堂課上自己的意見較受到重視，不論是老師或其他藝術家都相對願意傾聽他們的想法。從活動參與過程也可以看出部分學生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也相當熱中於動手DIY的活動。但有部分學生則可能是因為青春期的害羞，或是對媒介的不熟悉等，比如挑選派對音樂，並不是他們日常生活中體驗過的活動，藝術家需要學生參與時，就相對需要更多的鼓勵和引導。 僅管團隊野心勃勃，然而新建立的大型場館和正值叛逆期的青少年，同樣具挑戰性。擁有豐沛資源人力的同時，洪堡論壇也是一個組織結構繁複的大型機器，如同其他德國文化體制，過度龐大而難以保有彈性。例如技術部門因為需要提早安排資源和人力，常在藝術家團隊還在和學生發展的過程中就必須確認技術需求，導致有些決定必須在學生參與前決定，有時也會引發學生的小小反彈。如2023年7月進行展演的「撼動計畫」，在場館的4個空間展出不同「氛圍」（vibes）的裝置展演，探索青少年眼中洪堡論壇所缺乏的氛圍。其中在2樓工作坊教室展出、已確認成為永久館藏的膠帶藝術，在創作初期由於是空間設計決定使用的材料，其中一名學生反應「雖然很有趣，但還是希望可以先獲得我們的同意。」不論是場館體制或青少年的意志，都考驗著受邀藝術家團隊的能力和經驗值。

創作始於繪畫的許家維，自2008年發表《和平島的故事》這部約13分鐘的錄像作品之後，彷如落入歷史的漩渦，在迄今發表的數十件創作中，他以和台灣相關的歷史為敘事主幹，再透過傳統表演藝術、當代聲響、饒舌歌曲等元素的交織與激盪，開啟歷史想像的不同視角，而這樣的影像特性，也為他贏得2024年荷蘭「Eye藝術與電影獎」（Eye Art Film Prize），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台灣藝術家。 近來，許家維除了忙著籌拍2025年將發表的新作「水下考古虛擬實境展演」（名稱暫定）（編按），還同時準備今年10月在台北畫廊的個展事宜，至於已完成的作品，如：《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甫於「202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2012年於滇緬邊境拍攝的「回莫村計畫」三部曲以及2023年泰國雙年展參展作品《一位來自金三角的演員》遠赴德國漢堡美術館參展；此外，他和藝術家張碩尹、鄭先喻合作的《等晶播種》（2021）、《浪濤之下亦有皇都》（2023，與日本山口媒體藝術中心共創）也於鳳甲美術館呈現這些作品，將不被外界熟知或忽視的歷史碎片，經由挖掘、拾回，放進當代藝術創作之中，因而能跨越時空、地域，不斷地被看見。

「和傳統表演藝術合作，就是需要他們演出既有的內容，而不是創新的文本。我只要設定好舞台環境，一旦改變演出的語境，表演自然會產生變化。」許家維自我比喻像DJ、而不是指導演員的導演，「我的工作是讓既有的不同元素在設定好的場景中交匯，因此，我的創作不是起承轉合的單一敘事，而是網狀的交織。」 鏡外場景打破歷史幻象 《神靈的書寫》片中，可見許家維在攝影棚親自向鐵甲元帥解釋創作概念和執行過程，往後，許家維常於作品中帶入拍攝現場的畫面，他本人也經常出現在片中，像導演、又像演員。他將電影「鏡外場景」（hors-champ）的手法帶入，成為影像敘事的一部分，貌似增添表演性，卻又弔詭地像觀賞舞台劇演出時，因為導演的介入，對表演造成擾動或產生敘事上的斷裂，虛構的舞台場域瞬間被拉回現實。 諸如此類的手法，像是在《回莫村》（2012）、《廢墟情報局》（2015）可見擔任旁白的牧師和在現場掌鏡、收音的育幼院少年團隊；《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看到許家維在片中與考古學家、作曲家和工作團隊討論的過程等。 拍出一部影片不是許家維創作的目的，「整個過程才是重點，我把它當成一個事件，拍攝只是事件的一環。」因此，在他作品中可看到3個時空層次：一是過去的事件，二是當事人在片中講述事件的當下，三是觀眾看到作品時的未來時空。 「我不是要呈現歷史究竟是怎樣，反而更在意的是，我們是用什麼方法在想像事情？裸露拍攝的過程便是呈現一種想像事情的方法。」這樣的概念近似於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史詩劇場的「疏離化」，藉由讓觀眾看到背後結構的裸露來打破幻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或詮釋，書寫也有它的選擇：哪些要保留、什麼要剔除，我只是把這些隱藏在背後的結構掀開來，對主流進行提問。」

全球唯一將總部置放在台灣的國際組織 OISTAT（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國際舞台美術家劇場建築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於2024年8月底，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辦理與台灣文化部又一次的總部續留簽約典禮，這是自2006年OISTAT將秘書處遷移來台後（註），第3次的合約展延，預計將持續與台灣深化緣分至2030年。 我們有幸於典禮後，與來自台灣、已在任8年的執行長魏琬容進行專訪，談談總部在台灣對於組織與在地人文的雙向影響，以及台灣作為國際組織總部的競爭力與未來性在何方？ 為什麼是台灣？ OISTAT作為一個56歲的老字號國際組織，擁有全球3萬多名會員、遍布50多個國家，西元2000年前後，組織希望拓展觸角至亞洲，正努力尋覓合適設立秘書處的亞洲城市，適逢當時台灣執政單位積極想以台灣之名走向國際視野，於外交方面釋出不小的善意。於是在台灣的劇場人士熱心來回奔走，文建會也願意挹注資源的條件下，終於在2006年將OISTAT秘書處迎來台灣台北，並在2011年將秘書處升格為總部（Headquarters），讓台灣在組織內的行政與決策面上發揮更堅實的影響力。 19年來，台灣作為總部並非沒有競爭對手。魏琬容分享，5年前當合約到期時，曾有德國與中東國家表態爭取，但在考量組織運行的穩定性、台灣公部門的鼎力支持與過往成績，以及她於會議裡主張台灣應有的「優先續約權」獲認同，終得以讓總部續留台灣。 台灣的優勢在哪裡？除了有世界聞名的專業與靈活兼備的優秀劇場技術人才、不容小覷的設計實力，以及普遍的雙語能力外，魏琬容多年來觀察，作為年輕的民主國家，台灣人民在選舉與政治方面的敏感度相較許多民主行之有年的國家來得高。以組織內部的投票設計為例，OISTAT在會員上分成3種：OISTAT 各國家的官方中心會員（Center Member）、各級學校機關單位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及個人會員，前兩種會員擁有投票權，官方中心會員一國一票，而準會員有鑒於比例平等原則，單一國家內的準會員票數，會以其國內

國際劇場組織OISTAT（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國際舞台美術家劇場建築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今年（2024）8月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迎來與台灣文化部的第3次總部續留續約，並且搭著嘉賓雲集的盛會，舉辦「明日的劇場設計永續劇場國際論壇」。論壇分為「專業篇」與「大眾篇」兩部分，「大眾篇」以〈我與劇場設計的距離〉、〈聲之旅：聲音設計形塑的劇場體驗〉、〈生態創造力：澳洲的永續表演設計〉、〈從燈光設計落實多元與平權〉、〈永續解方：生態服裝設計〉與〈明日劇場：劇場設計、技術與建築的未來趨勢 〉6大部分進行分享，邀請國際專業人士，透過實例分享與問答環節，讓永續議題在國際場域裡能獲得更多元的關注與討論。 設計就是訊息的傳遞 6場論壇雖然專業各異，但最大的共識在於，藝術雖然並非主要碳排禍首，但因為藝術擁有感動人群、為社會帶來改變的正向力量，因此如何重新思考劇場在永續思維下的新工作方法，是這個世代的挑戰與目標。 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OISTAT副總裁王世信，與英國 Academy of Live Technology 研究所所長、OISTAT總裁Aby Cohen領銜主講的首場大眾論壇〈我與劇場設計的距離〉，兩人不約而同提出設計師需要清楚了解希望透過作品傳遞的訊息，以及受眾輪廓，一切的設計都該關於整體而非個人。王世信也向新一代設計師喊話，在使用3C接受資訊與工作之外，一定要把眼睛放到3C以外的世界，身體與感官是科技難以取代的一環，同時也鼓勵年輕世代勇敢提問「沒有問題是蠢問題，不問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Cohen 則以巴西軍政府干涉藝術活動為例，說明舞蹈在巴西得以成為反壓迫的代言背景，她提醒年輕設計師在設計時除了要提問「想呈現什麼」，也記得反過頭探問那些未能呈現的事物又是什麼？並且要了解所有的合作關係都應該是平等的，設計師與導演、表演者、行政都該是平起平坐，無位階之分。 執行長魏琬容大力推薦台灣聽眾參與〈聲之旅：聲音設計形塑的劇場體驗〉，她認為台灣大眾對於視覺設計的美感要求，並沒有拓展到聲音領域，如何在聽覺上講求

國際共製在當今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已成為表演藝術領域中一種重要的合作形式，促進了全球文化的多樣性和藝術的繁榮發展。臺北藝術節策展人林人中應藝術組織「在地實驗」之邀，於7月下旬以「國際共製與委託創作：與藝術家及機構合作的策展實務」為題，深入探討了國際共製的定義、模式及其對藝術產業的影響。（註） 國際共製與台灣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歷程密不可分，特別是自201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館的成立及2022年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的開幕，台灣的文化基礎設施日益完善，這些改變對藝術生態產生了深遠影響。藝術家在進行獨立創作時，與機構合作的可能性愈來愈大，而這種合作形式正是國際共製的核心。 兩個以上的國際製作夥伴 參與作品生產過程 林人中進一步解釋國際共製的定義和模式。由於台灣也有許多國際合作，但這和國際共製不同。他引用了由歐洲當代表演藝術網絡組織（IETM）和韓國藝術管理服務（KAMS）共同研究的資料，指出國際共製涉及兩個或以上的製作夥伴，這些夥伴可能是藝術節、劇院或視覺藝術機構。他們通過合議的契約，共同投入資源支持一項製作或以發展過程為主的計畫。共製的核心在於過程，夥伴不僅僅是出資，更重要的是參與作品從無到有的整個生產過程。 共製的兩種主要模式為「共資創投」（The co-financing model）和「藝術或文化上的合作」（The artisitc or cultural collaboration） 。共資創投主要是指製作夥伴在資金上共同支持一個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例如支付人事費、購買研究資料、場地租賃等。普遍常見的共製是由劇院提供設備完整的劇院空間給藝術家去進行發展製作新作品及展演，這種共製方式的成果將是由主辦製作單位發表國內或世界首演。而一個共製計畫可包含兩個至十多個製作單位。 比如今年在台灣國際藝術節演出的《這不是個大使館》，就是由台灣的國家兩廳院和瑞士洛桑維蒂劇院聯合製作，作品通過探討國際政治和文化交流，呈現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名單中還可以看到許多其他共製單位，像是柏林藝術節 （Berliner Festspiele）、維也納人民劇院 （Volkstheater Wien）等，這些單位就比較有可能是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