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這齣劇名根據日文而翻譯成中文為《夾縫轍痕》，在台上十位演員都是男性之下，劇名指涉的「夾縫」反映出他們被壓抑在一個具有某種意味的空間，而這意味的是心理空間或物理空間呢？全劇通過十個男人的故事，漸漸滲透出如漬染般的日本明治維新史，在劇中隱約可現出這段曖昧的歷史，從這十位漁師的身體樣態顯現出來，既象徵日本底層民眾的形象，也讓我們一窺諸眾處於現代文明啓蒙的夾縫中，他們受到歷史空間擠壓的生存狀態。

在現代性中被遺棄的負面資產

劇中藉長治這位闖入漁師群體的打工者，從他參加過明治元年（1868）發生幕府與尊皇派的「戊辰戰爭」，因家貧在戰場上拚命殺敵爭取獎金竟獲得「斬人長治」稱號，遂使情節開始轉折引出他進入這個漁師群體，是為了揭露其中另一戰友也因殺人搏錢而號稱「殺人魔玄吾」者，得以逼其頂替自己再為國家徵召參加之「甲午戰爭」（1894）。劇中刻意安排前後兩場戰爭的背景，誠為突顯日本由國家體制的建構到軍國主義的興起，進而發展出脫亞入歐的近代文明，其實是以庶民利益的犧牲為代價而實現的。更以日本傳統的漁業文化，包含漁師配合捕魚勞動所唱的民謠，據此作為渲染情節氛圍而達到庶民文化的強調。

劇中長治有一句「那場戰爭到底害我們付出多少代價」的台詞，從中可以讓我們體會到男性的性徵雖可轉化為戰爭的符號，但作為受社會條件壓抑的底層男性，同時也是在現代性中被遺棄的負面資產。在開場時舞台即出現一位當代具有說書人功能的民謠歌手角色，從他的自述中呈現出昔日漁師行業的沒落，亦導致民謠的消失，這原為日本人由傳統文化建構的自我形象，隨著現代性的優勢和特權，看到《夾縫轍痕》中求生存的男性益發令人深感沉重。從日本歷史來看男性這份沉重感的性徵，跟長期以來不斷發生戰爭或有關連，直至一九四五年戰爭始告結束，而男性的沉重卻依然在其自我表象中不斷出現，也出現在《夾縫轍痕》中的歷史表象。

為愛家人而殺他人的人性荒謬

用這樣的男性樣態來敘述日本歷史，也許就是作為本劇的女性編導所想要刻畫的國家形象，即使像劇中長治與玄吾根據要讓家人活下去之理由，在幕末的「戌辰戰爭」中變成「砍人魔玄吾」或「斬人長治」，到現代國家的「甲午戰爭」因斬人長治的盛名又被國家徵召，最後由砍人魔玄吾寫信給「國家」（因無具體投寄的機關名稱，故僅為一種隱喻之詞），告知頂替長治入伍。這段情節演義出作為空洞的國家裝置，突顯為讓家人活下去卻在戰爭中殺人的人性荒謬，從他們復員後所受的精神折磨，可看出這個為愛家人而殺他人之道理，是一點也無法免除殺人的罪責。

在最後場面中出現砍人魔玄吾穿著軍服（或意味著是一個幻影），與漁師群體一起唱起捕魚勞動的民謠，導演是否在暗示國家歷史走上空洞化的必然？或是以這種預言式的手法，對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開始走上長期的戰爭之路，做出國家近代化奠基於犧牲庶民的魔咒？由此並延伸出作為女性導演對男性與戰爭的關係，她用了民間漁師的傳統儀式（對天皇始祖的祭祀）及勞動合唱的歌謠，所表示出由農村共同體文化轉化為國民國家的隱喻，基本上男性在國民角色上的沉重性一往如昔。

或許日本庶民一直以這個國民的身分在表現自我形象，才能在明治維新形成國家化之後，置身於不斷戰爭的歷史中，用小我（如：愛家人）來表現國民性的大我（如：愛天皇），就很容易面對戰爭時無法判斷殺人這件事的孰是孰非，而陷進如長治與玄吾在劇中所顯示，自戍辰戰爭起幕，而至甲午戰爭落幕的「夾縫轍痕」，雖身陷其中卻誤以為這是歷史發展出來的必然。

被壓抑的台灣人從中發現怎樣的自我形象？

我們作為因甲午戰爭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島民，對於劇中漁師玄吾及長治受國家戰爭抑止對自己命運的支配，更容易痛感這段殖民歷史跟他們在戰場被稱之「砍人魔」或「斬人」一樣的身體錯置。編導以女性立場嘗提出「先要有個人，才有群體的存在」（見日文版節目手冊），放諸於本劇中十位男性對我們所顯示的群體性，既在個人性的表現上，不同的現實經驗通過語氣、行為乃至個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現，導演又將這些個別的相異性串接上戰爭鑄就身體錯置，而造成長治與玄吾的精神離析現象，也反映了群體性在當代的歷史形象。這種個人與群體（國家）之間在相互關係上的辯證，仍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中游離不定，與《夾縫轍痕》在這個問題上一樣，雖勇於提出，卻無法找到定案。

尤其作為也曾在這段明治維新歷史壓抑下的台灣人，面對舞台上「砍人魔玄吾」穿著軍服的幻影，重現於甲午戰爭的背景中，我們以如何的歷史想像與玄吾幻影重疊，穿透在個人存在與群體歷史之間的「夾縫轍痕」，又能發現到怎樣的自我形象倒影於其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