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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最初
YC， 在教写作的工作坊里，我常常提及，2004年8月31日，从吉隆坡飞来台北读研究所，对我30岁之后的创作是个重要的转变契机。3000公里的距离，不仅是地理环境的位移，更是身心深切感受到的差距，仿佛有个内在意识需要随著认知流转重新锚定。尽管身处的都是使用中文的环境，但在台北生活的前些年，自己也切切实实历经一番风土人情的洗炼。那种差异幽微地渗透在许多日常的互动里，甚而体现在言词的表达上面。其后，做了两部作品，《七种静默：忿怒》和《死亡纪事》，演出结束后陆续收到不少回馈，其中最显著的，竟是关乎语言的运用方式。于是我继续追问，不都是「中文」吗？差异在哪？有朋友说，「语感的拿捏、词汇使用的逻辑，还有多语切换的方式，有种新奇的音乐感。」 我瞬间理解，跟著自己位移的不只是生活的尺度，还包括了语言。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口气、词汇，在另一座时空里，突然变得可听、可感。3000公里的距离，让透明的部分具体浮现，让我重新感知了「语言」。 跟著自己开始爬梳，学习语言的路径。像我这辈成长于1970至1980年代的学子，面临著大马华社如火如荼推动「讲华语运动」，彼时彼刻，为了凝聚各地不同籍贯的华人能够用同一种语言沟通，而不是他说福建话、你讲广东话，语言隔阂造成了族群无法团结在此境共同奋斗，「华语」负重致远，推举为当地华社主要语言，「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口号穿云裂石，邻近的新加坡甚至提出「请讲华语，儿女的前途，操在您手里」。于是，在华文小学使用地方语言如潮州话、福建话会被罚款，记得自己刚开始也贡献了不少罚金。回到家里，就鼓励父母改用华语和子女沟通。语言政策的理想面落实到日常，现实情况是，我正如班上其他同学，在课堂讨论会说华语，私底下聊天我们偷用方言，回家也是如此，父母努力用华语和我们聊天，但毕竟他们以前在故乡时，多半只读到小学就得辍学，帮补生计，找不到合适的语汇时就改用熟悉的方言，「等下你出去帮我『打包』（dabao）（广东话，外带之意）鸡饭。」；「今天没事做，很『闲』（sien）（福建话，烦闷之意）。」我们就是在如此「掺掺」（cham cham）一半一半的环境中长大，一半一半地吸收跟理解，一半一半地运用跟言说。 有意思的是，我的小学阶段正巧碰上马中建交，
文字|高俊耀
官网限定报导 2026/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