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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写作的工作坊里，我常常提及，2004年8月31日，从吉隆坡飞来台北读研究所，对我30岁之后的创作是个重要的转变契机。3000公里的距离，不仅是地理环境的位移，更是身心深切感受到的差距，仿佛有个内在意识需要随著认知流转重新锚定。尽管身处的都是使用中文的环境，但在台北生活的前些年，自己也切切实实历经一番风土人情的洗炼。那种差异幽微地渗透在许多日常的互动里，甚而体现在言词的表达上面。其后，做了两部作品，《七种静默：忿怒》和《死亡纪事》，演出结束后陆续收到不少回馈，其中最显著的，竟是关乎语言的运用方式。于是我继续追问，不都是「中文」吗？差异在哪？有朋友说，「语感的拿捏、词汇使用的逻辑，还有多语切换的方式，有种新奇的音乐感。」
我瞬间理解，跟著自己位移的不只是生活的尺度，还包括了语言。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口气、词汇，在另一座时空里，突然变得可听、可感。3000公里的距离，让透明的部分具体浮现，让我重新感知了「语言」。
跟著自己开始爬梳，学习语言的路径。像我这辈成长于1970至1980年代的学子，面临著大马华社如火如荼推动「讲华语运动」，彼时彼刻，为了凝聚各地不同籍贯的华人能够用同一种语言沟通，而不是他说福建话、你讲广东话，语言隔阂造成了族群无法团结在此境共同奋斗，「华语」负重致远，推举为当地华社主要语言，「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口号穿云裂石，邻近的新加坡甚至提出「请讲华语，儿女的前途，操在您手里」。于是，在华文小学使用地方语言如潮州话、福建话会被罚款，记得自己刚开始也贡献了不少罚金。回到家里，就鼓励父母改用华语和子女沟通。语言政策的理想面落实到日常，现实情况是，我正如班上其他同学，在课堂讨论会说华语，私底下聊天我们偷用方言，回家也是如此，父母努力用华语和我们聊天，但毕竟他们以前在故乡时，多半只读到小学就得辍学，帮补生计，找不到合适的语汇时就改用熟悉的方言，「等下你出去帮我『打包』（dabao）（广东话，外带之意）鸡饭。」；「今天没事做，很『闲』（sien）（福建话，烦闷之意）。」我们就是在如此「掺掺」（cham cham）一半一半的环境中长大，一半一半地吸收跟理解，一半一半地运用跟言说。
有意思的是，我的小学阶段正巧碰上马中建交，因政治情势关系，我从学习繁体字改为识读简体字，背注音符号转成念汉语拼音。这种一半一半的薰陶，或许也潜移默化了我对语言的认知，语言总是因时制宜，语言总是连带著人为意义的建构，诸如原生血脉、文化主体、民族复兴等等。母语／外来语、马来西亚／台湾、原生／衍生，一半一半均是亲灼可感的生命经验。
现在回看那个年代，从某个层面来说，推崇华语的思维其实跟推崇英语的思维有近似之处，撇开语言背后的族群征象，大多数考量仍在于沟通的便利，以及未来能否拥有更开阔的发展空间，是在应用角度去理解语言的价值。2000年之后，情势似乎逆转，「方言」卷土重来，则是将语言定锚在身分认同，代表了自身主体，「母语」成了念兹在兹的事情。然后更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原本意在整合社群的「华语」，转身被理解为具有压迫性的强势语言，仿佛语言本身成了身分政治较劲的筹码。我心里不免纳闷，那英语呢？它在全世界风光了整个世纪，里头还伴随著深刻的殖民历史痕迹，岂不是更具强势语言的性质？或者，这也说明了，华语与我们太过切身？又或者，当我们意图与地缘政治的政体切割，地方语种所承载的特殊语境，反而成了一种抵御「中华性」单一想像的方式？
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汪曾祺先生曾表示：「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我们承继了古人的语言，接续发展，形成各种变体。所以，更让人深切感觉到，我们或许可以跳脱对立的框架来理解语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此彼共存，也需要跳脱地缘政治的角力，不落入旗帜挥舞的操纵。语言不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我们说著它，也被它说著。我们从这里借来一些，从那里带走一些，言语当中的混沌、矛盾和错置，恰恰构成了我们跟语言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3000公里的移动，让语言重新回到身体，被聆听。而我，仍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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