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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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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创造性矛盾
洪席耶的美学架构于21世纪广受重视后，出现了一些严重误解。首先，很多学者评家纷纷为作品下标签，例如A作品属于美感体制，因此层次较高，而B作品属於伦理或典范体制，因此层次偏低。 严格来说，事情不是这么看的。 皆属美感体制 自19世纪「艺术」（Art）的概念确立后，所有禀持这个概念而创作的人都是艺术家，不再是工匠；他们为受众提供无立即伦理或道德效应的美感经验，因此他们的成果是「艺术品」，而不是具有实用意义的工具。在此前提下，创作艺术的就是艺术家，创作文学的就是文学作家，无论其作品之艺术成就是高或低。郑愁予是诗人，平常写诗的阿猫阿狗也是诗人，因为两者所依据的艺术概念出于同源。 然而，为何有些作品既是美感体制的产物，实际上却和伦理或典范体制挂勾？洪席耶认为这是因为美感体制到了20世纪初期出现了路线之争。一方面有人认为艺术应贴近生活、反映人生，应对现存体制提出质疑。我们可以通称这一派为「批判艺术」：艺术的价值在于批判精神。有激进型的批判艺术，如政治艺术、控诉文学、抗议歌曲；有温和派的批判艺术，例如旨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关系艺术（relations art），或如带著强烈伦理诉求的沉浸式剧场（环保！人权！司改！宛如花钱买一堂公民课）。 然而无论激进或温和，这些作品仍旧属于美感体制。但是，差别在于这一派的创作者偏离了「无用之用」的初衷，倒过来采取了伦理与典范体制所遵循的「教化模式」。也就是说，艺术家创作时心里想的是如何唤醒受众、改变受众，而这些意图和原来的美感体制是背道而驰的。 美感体制可贵之处在于让受众心里产生「异识」，让他们感受有别于日常的「共识」，而且异识模式不带说教意味，更无色彩鲜明的立场或斩钉截铁的结论：一切始于what if，也只于what if。因此，一旦美感体制和教化模式挂勾之后，自然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其中，最奇怪的当然是对于艺术效应过高的期望，仿佛意味作品颂扬真善美，人们自然受其感化，社会自然真善美。 艺术与人生 近日，台湾电影《白衣苍狗》荣获坎城影展「金摄影机特别提及奖」，导演曾威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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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的话 Editorial这个暑假，让我们很「经典」
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看经典文学了？暑假的一开始，我们想回头看看被遗忘的经典。 两件事请让我们想做这件事：去年一家知名广告集团发表一份「当迷世代─台湾酷文化研究报告」，举出台湾大学生最普遍的六大「当迷（Dumbing）」现象，「杀时间」是其中最大的诉求，因之发展出零食、简讯、网路交友、外带、八卦媒体等集体行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查查诚品书店销售排行：销售第一名的书种是「减肥」书，第二名畅销书种是「美食」书。 第二件事则是我们自己对表演艺术的反省。上一期的「艺次元曼波」单元，旅美导演李安与优人神鼓艺术总监刘若瑀的对谈里，李安谈起台湾的表演艺术创意及精采度均足，但「少了具有思想深度的大剧作家」。经典是可以一再重复阅读，一直到今天，李安还带著孩子进剧场去看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 于是我们想在暑假里，用经典来「杀时间」。有趣的是，这一期的「艺次元曼波」，吴念真在与李立群的对谈中，便回忆有一年初中的暑假作业，作文题目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读后感」，六百多页的大部头书，「书中的人名又有简称、又有暱称，看到第五页就忘掉前面的人叫什么。」吴念真写读书报告的时候，很认真地写：「很难，我看不懂」结果班上其他人因为抄书，全部不及格，只有他得了九十分。老师说：「我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此刻看不懂的书为什么是世界名著？要记住一点─因为老了可以再看。」 老了还可以再看。但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经典带来不同的滋味，这一期的特别企画「异世代看经典」，国小六年级的张杰今年给自己的暑假作业是看完《三国演义》文言文版，从小学一年级起，已经看遍了《水浒传》、《包公案》、《封神榜》、《聊斋》等故事，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剧情高潮刺激，人物变化多端」的《三国演义》。而新舞台馆长辜怀群，则透过京剧看三国，透过三国理解中国人的世情。谁说三国人物，灰飞烟灭？ 今年是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逝世两百周年，德国议会把二○○五年定为「席勒年」，在德国各地展开为期一年的马拉松式的纪念活动。爱乐电台知名音乐主持人，同时也是小提琴家的彭广林说，谈席勒，就不能不谈到贝多芬，贝多芬传颂后世的第九号交响曲中的《快乐颂》，歌词正来自席勒所写的诗。而对从小学小提琴的建中应届毕业生郑淳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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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文笔记
大声喊席勒！
席勒的一生都在创作梦幻的真实，他说，他生下来是为了长成更好的人，他在希望与宿命的冲突中创作，那不但是他的人生主题，也是作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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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企画 Feature
我们的《快乐颂》 我们的PASSION
贝多芬的《快乐颂》，是普世大众都知道的经典旋律，今年也刚好是《快乐颂》作词者、德国文学家席勒逝世两百周年的纪念年。而对于小提琴家、爱乐电台节目主持人彭广林，与从小学音乐、建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郑淳仁来说，这首人人能哼唱的旋律又有什么意义？ 同样出身光仁音乐班的彭广林、郑淳仁，一个「四年级」一个「七年级」，六年前便有过第一次接触。当年小学六年级的郑淳仁，在光仁四十周年音乐会上担任学生副首席，「坐我旁边那个高大亲切的校友首席，就是彭广林老师！」为了与心中偶像再聚首，郑淳仁把两周后的大学联考暂抛一旁，熬夜K书的眼睛再红肿，也要戴上隐形眼镜，细心打扮发型衣著，要给久违的彭老师一个好印象。 「原来当年坐我旁边的小胖子就是你！今天造型很有猫王的味道喔！」健谈直爽的彭广林一看到与自己女儿年纪相近的光仁小学弟，直开玩笑说要介绍两人认识。在学长兼偶像的妙语如珠引导下，正襟危坐的郑淳仁渐渐放开紧绷的神经，畅所欲言不同世代对于自我、对音乐、对未来所追求的「passion」（热情）；两人话匣子一开，跑遍了两厅院图书馆、影音间仍不过瘾，乾脆共赴晚餐聊个痛快！六小时的对谈，从席勒与贝多芬的《快乐颂》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