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自西班牙巴賽隆納的雙人組El Conde de Torrefiel創作的《廣場》，勾勒一個人從劇院散場之後，返家路上，行經「廣場」的內在思緒。舞台上的觀光客、難民、軍人、遊民、抗議群眾等來去聚合，但他們面目被包覆，只能透過外在裝扮被辨識身分，卻無法交談，疏離冷冽地構成當代性的景觀文本。創作者表示，以「廣場」為劇名指涉的是公共空間的概念，集體記憶與個人情感在此被交織、展示，公共議題被處理，公共矛盾也被一一形塑。
七○年代的平民娛樂，最重要的就是華語唱片與電視節目。當時的華語歌星，透過好聽又不複雜的流行歌曲，深深擄獲大眾人心。而六○年代末開播的電視，則靠著連續劇與布袋戲，緊抓著觀眾的眼睛。在這個只有單純娛樂項目的年代，這些流行歌曲與電視節目，也就成為那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以神之名的朝聖旅行與其說是與神交通，更似內在自我的顯現。而這最常成為文學創作或歷史評議主題的赤裸顯露卻多是人性短淺難堪掩過神聖初衷，最聲名狼藉的應屬中世紀的十字軍武裝朝聖吧。德國著名文化學者Norbert Ohler以旅行概念重新反省這段東侵阿拉伯世界過往，並毫不遮掩其醜陋，十字軍戰役展現了「歐洲人令人厭惡的一面」，並深深烙印在其他不同宗教文化民族的集體記憶裡。
黃俊雄與史艷文已經創造了歷史。他們給大衆文化的最大啓示，不完全在藝師或戲偶，而在於顯現台灣文化的廣闊創作空間與堅韌無比的生命力。霹靂的崛起，反映這種文化生態，但這並不代表布袋戲英雄永遠可以橫掃千軍，所向無敵。
曾被視為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近幾年來卻大舉站上了國家級的藝術殿堂。它們的角色，不再只是陪襯的背景音樂，而成為創作的主體，以時代記憶的目擊者身分，在這些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些流行歌曲，在文字發明之後的年代，繼續地延續「口傳歷史」的傳統，似乎證明了聽覺作為人體唯一無法自己控制關閉的感知系統，它那令人無法否認的存在。這些聲音也正提醒著我們小至個人歷史，大至國族歷史，都在文字之外藉由「聲音」譜出了另一種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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