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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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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典范的问题
之前论及由亚里斯多德奠基的诗学体制里较偏美感的面向，并指出美学规范乃必要之恶，否则创作与评论便无标准可言而各说各话。本文将转移焦点，讨论诗学体制的另一层面，即和观感有关的「典范」概念，以及它所涉及的代表性与分配问题。 分配不均 亚里斯多德认为文学应呈现有分量的人物与具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崇高的悲剧应以王公贵族的事迹为题材，等而下之的喜剧则应以一般民众（商人、仆人、妓女）为主要人物。换言之，权贵阶级才是典范，庶民则不登大雅之堂。 这个概念影响深远，西方悲剧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千篇一律地以王族兴衰为典范，一直到19世纪下半君权体制瓦解之后，中产阶级才逐渐占据舞台，成为新典范。若说写实主义是中产阶级代言人，自然主义则大半为底层发声，例如左拉的小说或高尔基（Maxim Gorky）名剧《底层》（The Lower Depths）。但随著自然主义没落（因其狭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无力解释复杂的现代社会），底层人士再度成为文学戏剧里较没分量的一群。 典范体制的问题在于：怎么这么巧，现实生活里没有声音的阶层，刚好在文学、戏剧、影视的呈现里也少有能见度？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政治影响艺术、艺术呼应政治的结果。「美学即政治」虽是陈腔滥调，但不无道理：台湾的弱势团体在政治上少有声音，在艺文领域里也相对应地没啥能见度。就此层面来看，诗学体制的典范主张是保守的，意在捍卫体制、维持现状，而且来到21世纪，在伦理挂帅与市场逻辑汇流之下，创作愈趋保守了。 从礼仪到脏话 诗学体制管很宽，无论题材、比例或基调都有要求。亚里斯多德崇尚中庸之道，因此认为尤里比底斯（Euripides）的悲剧因不知节制而层次不高。他主张「适度」的美德，而这个主张到了17、18世纪年代更受重视，只是换了字眼：「礼仪」。也就是说，主流社会认为无礼的题材或言语都不该见光。《娃娃之家》（编按）的情节涉及性病时，易卜生只以暗示性的对白呈现，但光是如此已经把体面的观众给气疯了，顽强的易卜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下部剧作《群鬼》直接透过人物口中说出「梅毒」，当场吓昏很多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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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且从洪席耶出发
我们正活在没有主义的年代。 上个世纪，主义泛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每个 -ism 都有伟大的宣言，皆赋予艺文高操的使命。196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之后更冒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论述、酷儿理论一棒接著一棒，主义的火炬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似地递传不绝。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主义已大致消失，人们不再妄言或不敢奢言主义。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火苗早已灭熄、面临全面破产之际，人们都懒得正式地为它敲下丧钟，以致于轰轰烈烈而来却悄悄然地走了。 「没有主义」意味「没有主意」。对于世界局势、生态丕变、病毒危机、贫富差距、白热化的歧视与仇恨等等，人类束手无策，只能顺势应变却想不出治本的药方。仿佛诸神的黄昏，思想界奥林匹亚的智者们的脑袋再也孵不出新的主义。 何以致此？我想搞懂。即便是药方难产，甚或情况已无可救药，我还是想搞清楚咱们所处的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样的年代对艺文生产有何深远影响。 说来话头长，权且从法国当代哲学家洪席耶讲起。几年前我发表《别预期爆炸：洪席耶论美学》，不加诠释地介绍这位哲学家对艺术的看法。很多朋友跟我说看不懂，其实他们只是没耐心，不想搞懂。另一方面，不少读者对洪席耶有所误解，例如以为「洪席耶反对政治艺术（political art）」。于此，我想借此专栏厘清一些观念，先跟大家谈谈洪席耶带来的启示，再来一步步推展至和时代精神相关的话题。 首先，一些基本概念有其必要。 伦理体制 洪席耶回顾西方艺术的发展，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21世纪归纳出3种主要模式并以「体制」名之，因为各个模式不但对艺术有特定要求，且规范了艺术的实践与评价，俨然具约束力的制度。 最早出现的是艺术的伦理体制（ethical regime of art），以柏拉图的哲学为其源头。简单而言，伦理体制认为艺术就是「模拟」，但对于模拟的「失真」耿耿于怀：模仿再高明也不可能和本尊一模一样，因此艺术只是真实的替代品，总让人感到遗憾，甚至失落。对这个体制而言，一个作品的构想新颖与否、美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