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
典范的问题
之前论及由亚里斯多德奠基的诗学体制里较偏美感的面向，并指出美学规范乃必要之恶，否则创作与评论便无标准可言而各说各话。本文将转移焦点，讨论诗学体制的另一层面，即和观感有关的「典范」概念，以及它所涉及的代表性与分配问题。 分配不均 亚里斯多德认为文学应呈现有分量的人物与具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崇高的悲剧应以王公贵族的事迹为题材，等而下之的喜剧则应以一般民众（商人、仆人、妓女）为主要人物。换言之，权贵阶级才是典范，庶民则不登大雅之堂。 这个概念影响深远，西方悲剧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千篇一律地以王族兴衰为典范，一直到19世纪下半君权体制瓦解之后，中产阶级才逐渐占据舞台，成为新典范。若说写实主义是中产阶级代言人，自然主义则大半为底层发声，例如左拉的小说或高尔基（Maxim Gorky）名剧《底层》（The Lower Depths）。但随著自然主义没落（因其狭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无力解释复杂的现代社会），底层人士再度成为文学戏剧里较没分量的一群。 典范体制的问题在于：怎么这么巧，现实生活里没有声音的阶层，刚好在文学、戏剧、影视的呈现里也少有能见度？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政治影响艺术、艺术呼应政治的结果。「美学即政治」虽是陈腔滥调，但不无道理：台湾的弱势团体在政治上少有声音，在艺文领域里也相对应地没啥能见度。就此层面来看，诗学体制的典范主张是保守的，意在捍卫体制、维持现状，而且来到21世纪，在伦理挂帅与市场逻辑汇流之下，创作愈趋保守了。 从礼仪到脏话 诗学体制管很宽，无论题材、比例或基调都有要求。亚里斯多德崇尚中庸之道，因此认为尤里比底斯（Euripides）的悲剧因不知节制而层次不高。他主张「适度」的美德，而这个主张到了17、18世纪年代更受重视，只是换了字眼：「礼仪」。也就是说，主流社会认为无礼的题材或言语都不该见光。《娃娃之家》（编按）的情节涉及性病时，易卜生只以暗示性的对白呈现，但光是如此已经把体面的观众给气疯了，顽强的易卜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下部剧作《群鬼》直接透过人物口中说出「梅毒」，当场吓昏很多人。 19
文字|纪蔚然
第359期 / 2024年0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