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文本、国界与灯
在台湾的剧场生态中，以写剧本作为一项工作，投资报酬率极低；作为一项志业，又似乎完全看不到未来。剧本这个既冷门又边缘的文类，少有人阅读，其效果往往要到剧场演出才能被看见，自然很难被重视。然而，剧本之所以为剧场之本，在文学传统和戏剧发展上，却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不过国内戏剧教育对于西方剧作的理解和吸收，往往从希腊悲剧、莎剧、易卜生、契诃夫、到贝克特、品特，就停止了。甚至过去四、五十年来，整个西方剧坛有什么剧作家，关注些什么，台湾基本上是不了解、也不关心的。从八○年代开始，台湾剧场的演出要不是「弃绝文本」，专注导演美学的开发，要不就是集体即兴的「共同创作」，或者编导合一的「原创文本」，少有跟世界剧作对话。 进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以为全世界已经抛弃文本了，却发现国际剧坛仍有这么多的剧作家，前仆后继地投入剧本生产的行列，而且都这么的生猛有趣，这么的有创造力。如果说上个世纪末有一波重形式轻文本的潮流，新的世纪似乎有一股回归文本的趋势已经发酵；只是，我们也发现了剧作家、文本和导演之间的关系，正在产生空前的变革：剧作家以语言重返剧场，「新文本」不再主宰剧场的诠释权，而是换一个角度，提供一个观点、一个视野、一个场域，与导演共同激荡、创造出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剧场性文本。在本期特别企画中，我们从「新文本」的角度切入，从德国、法国、英国的剧作家所呈现的剧场观与世界观中，反思国内剧场的创作方向。 古典音乐是西方的产物，少有东方音乐家能在欧美乐坛大放异彩，更遑论是带领一个交响乐团的领导人物──指挥。本期杂志的封面故事聚焦即将率法国广播交响乐团来台演出的亚裔指挥家──郑明勋。自一九八○年代起，郑明勋即以韩国人的身分，在欧美大型知名乐团担任音乐总监暨指挥。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他是一个「人」，然后是音乐家、然后才是韩国人，「音乐深入我心中，它是那么巨大，大过任一国家。音乐含有强有力的力和美，超越任何国籍。」正所谓「艺术无国界」，郑明勋就是最好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