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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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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没有主义的年代必要之恶
之前几篇论及伦理体制的诉求，以及它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现在轮到历史同样久远、威力同样不减的艺术之诗学体制（poetic regime of art）。 诗学体制创始于亚里斯多德。他所指的诗学（poetics）不是光指写诗的艺术，还包括创作戏剧的艺术，后来它的指涉更为广泛，小说有诗学，电影有诗学，纪录片也有诗学。 艺术的与政治的 在洪席耶的术语里，诗学体制又称「典范体制」（representative regime）。我之前跟著别人将它译为「再现体制」，如此并无大错，但「典范」较能表达洪席耶的观点：再现（representation）和模拟（mimesis）有关，字面本身并未涉及取舍的问题，「典范」则指「该选什么题材或人物再现」，以及「选择再现的事物是否具备代表性」。典范的意思就是：分量要够，代表性要强。 因此这个体制有其技巧面，诉诸美感的一面，亦有其政治面，诉诸观感的一面。这两面实为一体，难以二分；当一个作家思考要不要将某个元素加入（或剔除）作品时，他同时在设想艺术与政治两个层面。但为了方便解释，咱们先从技巧面谈起。 亚里斯多德论及悲剧时提出6大元素，并给予优先顺序：情节、人物、思想、文字、音乐、景观。他从上个世纪留下的多部作品中归纳出这个顺序，原本有其描述的成分，然而一旦被后人视为圭臬，他的诗学自然成为体制。 既然是规范或法则，就得面对时间的考验及后人的挑战。到了文艺复兴的悲剧，人物与思想已和情节平起平坐；较之于伊底帕斯，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可复杂多了。在18、19世纪期间的通俗剧里，情节夺回了王座，然而到了荒谬剧场，情节已失去分量；时间再往前推到20世纪末期以降，人物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参考《人物的死亡》〔The Death of Character〕）。至于现今流行的音乐剧，音乐和景观至为重要，思想则可有可无。 小说的发展有点类似，传奇小说的年代情节举足轻重，到了海明威时期，情节却被视为毒药。以1990年代以降的台湾小说为例，文字凌驾其他元素之上，它自我繁殖，呓语联翩无穷尽，以致情节走失在文字迷宫里，因此才会出现「现在的小说家已经不会说故事」这种有点道理但没切中要点的批评。 有凭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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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书房
变革或治疗？
《被压迫者剧场》讨论的不仅是剧场理论或实际的革命性变革而已，而更是如何复苏观众（也是民众）在剧场或现实人生中的主动性。在系列性的民众戏剧工作坊中，让参与者经由彼此的「对话」，以身体来进行论述，波瓦的理论因而得以延伸到实际的层面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