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 Feature
我，「機器人」：劇場文本敘事如何想像AI與人機關係？
「劇場已經死了，托尼爾。你還不信嗎？」
他想了想，搖了搖頭。它沒有死，只是形式發生了變化，而且可能不是永久的有些事物是時代造就的，有些則是永恆的。這個時代的到來是人類特定文化所致，而永恆卻是全人類文化的共同結果。文化人就是表演者，為人類觀眾創造了展示文化的窗口，並籍此展示了它的願景、理想和目的；而這些展示對於文化的連續性、對於物種的目的性定位是必要的。
⋯⋯戲劇藝術，跟人類文明一樣古老。其超越形式、技術和應用，甚至比現代大眾對機器之神的崇拜還要長久。雖然祂現在暫時被我們供奉，但仍被大眾所誤解。
《The Darfsteller》，1955年。
對於AI與人機時代的來臨，劇場藝術早已在自身的歷史中有所演示。
劇場空間中採用自動機（automaton）與人類表演者共構表演，可追溯到古希臘劇場時期的「機器神」（deus ex machina），以懸吊式的機器起重裝置讓演員扮演天外救星。而偶戲作為「非人」的技術史前史，在人形機器人的「仿生人」（android）進入文學書寫以降，則開始走入與傳統人偶分道揚鑣的感知介面其中不只攸關非人物件愈發朝向高度模仿人類的嘗試，亦是對於肉身價值與劇場性真實的再次探問。
若回望「Robot」一詞的發明，既是源於1920年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的劇本《羅梭的萬能工人》（R.U.R.）。劇中的發明家羅梭（Rossum）諧音原意為捷克語中的「智能」（rozum），而他所創造出來取代人類勞動的機器人「robota」則是「苦力」之意。原為奴隸的機器人在最終徹底消滅了人類，成為地球上的掌權者並展開了新一波的創世紀。
自從20世紀穩固確立下來的現代化工業社會，使得晚近一百年有著大量「人機關係」的命題出現在藝術文化之中。猶如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1927）或《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所示，自動化時代的到來，人類對機器作為現代化產物表達出強烈的不信任。「機器人對人類的反撲」作為一種文本命題的敘事設定，除了體現出人類精神的主體性缺失，也表達了「我」存有與否的存在主義式危機。
美
文字|謝鎮逸
第359期 / 2024年0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