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已經死了，托尼爾。你還不信嗎？」
他想了想，搖了搖頭。它沒有死，只是形式發生了變化，而且可能不是永久的……有些事物是時代造就的，有些則是永恆的。這個時代的到來是人類特定文化所致，而永恆卻是全人類文化的共同結果。文化人就是表演者，為人類觀眾創造了展示文化的窗口，並籍此展示了它的願景、理想和目的；而這些展示對於文化的連續性、對於物種的目的性定位是必要的。
⋯⋯戲劇藝術，跟人類文明一樣古老。其超越形式、技術和應用，甚至比現代大眾對機器之神的崇拜還要長久。雖然祂現在暫時被我們供奉，但仍被大眾所誤解。
——《The Darfsteller》，1955年。
對於AI與人機時代的來臨，劇場藝術早已在自身的歷史中有所演示。
劇場空間中採用自動機（automaton）與人類表演者共構表演，可追溯到古希臘劇場時期的「機器神」（deus ex machina），以懸吊式的機器起重裝置讓演員扮演天外救星。而偶戲作為「非人」的技術史前史，在人形機器人的「仿生人」（android）進入文學書寫以降，則開始走入與傳統人偶分道揚鑣的感知介面——其中不只攸關非人物件愈發朝向高度模仿人類的嘗試，亦是對於肉身價值與劇場性真實的再次探問。
若回望「Robot」一詞的發明，既是源於1920年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的劇本《羅梭的萬能工人》（R.U.R.）。劇中的發明家羅梭（Rossum）諧音原意為捷克語中的「智能」（rozum），而他所創造出來取代人類勞動的機器人「robota」則是「苦力」之意。原為奴隸的機器人在最終徹底消滅了人類，成為地球上的掌權者並展開了新一波的創世紀。
自從20世紀穩固確立下來的現代化工業社會，使得晚近一百年有著大量「人機關係」的命題出現在藝術文化之中。猶如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1927）或《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所示，自動化時代的到來，人類對機器作為現代化產物表達出強烈的不信任。「機器人對人類的反撲」作為一種文本命題的敘事設定，除了體現出人類精神的主體性缺失，也表達了「我」存有與否的存在主義式危機。
美國科幻作家小沃特．米勒（Walter Michael Miller Jr.）1955年的小說《The Darfsteller》，講述21世紀的劇場再也沒有真人演員，而是完美無瑕的機器人在台上演出。主人公托尼爾是堅信真人肉身表演價值的老派演員，他百般手段地干擾並破壞機器人，為求的就是讓自己得以真人之身再次站上舞台完成最後一次表演，以作出對劇場藝術的終極獻祭。有趣的是，作者並無意讓讀者對托尼爾寄予同情，反倒塑造出一位愛說教、食古不化的守舊老人形象，用以辯證並反思所謂「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危機感，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立場判斷。
過去半世紀以來，AI和生成式技術與人類在表演藝術上的協作，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諸多嶄新的創造力。不過，作為機器應用者的人類——我們，如何更具體地想像表演藝術中人機關係的敘事和問題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