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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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嘿!你會說幾種語言?
2019年末,《PAR表演藝術》雜誌提出的當年度現象回顧,由黃馨儀撰文討論「台灣史」成為熱門創作題材的時代趨勢。她在文中分析背後因素:一方面是公部門與政策方向的補助推動,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創作者本身回望歷史的企圖。(註1)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意味著創作者與受眾雙方對於歷史遺忘的焦慮,以及試圖以故事建立歷史連結的渴望。 此現象延續至今,後歷經這幾年的疫情,國際交流幾乎停擺,創作資源與能量理所當然回歸在地,並以此拓展台灣之於世界的空間與時間座標。再加上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自2017年推動的重建藝術史計畫,「邀請當代社會以多元複數的觀點,來重新發現台灣的藝術歷程」(註2),創建、再發現的時代氛圍,勝過先前世代的叛逆與顛覆,更在各文化領域之間彼此影響,如北師美館推出《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策展論述涵蓋百年前日本時代的「現代劇場」,藉由異文化激盪而萌芽;抑或是近年學界投入各種台灣史研究,從政治、電影到文化,都間接轉化為如《明白歌》(2019)、《熱帶天使》(2022)、《台灣有個好萊塢》(2019)等舞台作品。然而,當劇場愈發想要扎深歷史根基(無論是創作題材、學術研究參與,或相關田野與史實考據),「語言」反倒成為最難解的問題。 在真正切入正題之前,我想先將本文提及的「台灣史」,分為日本世代以降的近代史,與帝國實質占領前多方勢力爭競時期。前者即黃馨儀撰文年度現象所探討的主軸,近年以台灣史為題材的作品,也的確大都落在這個範疇。後者或許受限語言因素(如後段詳述),主力多在文學、視覺藝術等領域,然其影響依然外溢影視與戲劇。最為人知的如電視劇《斯卡羅》,舞台演出也有《重返熱蘭遮》(2014)與《國姓爺之夢》(2021)。 從這兩條脈絡來看,創作者多聚焦於台灣面臨全球政治版圖變動、多民族角力的年代,並試圖補足過往所謂「中原史觀」的挾制與缺憾。在這樣的前提下,「語言」而且是紛雜多音的複數語言不只意味著忠於史實的寫實考量,還承載了創作意圖的期待。然而,本文非要剖析多重語言在劇場裡的政治意涵(這在個別評論中多已討論熱烈),而更想突顯現實之難。畢竟,台灣演員你到底要會說幾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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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戲劇的五四三
台灣、歷史、創作
前日我與編劇、作家盧慧心在《Openbook閱讀誌》上的對談,其實已經是數個月前錄的了,彼時討論到了《茶金》4萬換1元的爭議,我提出「我們到底需要『好看』的歷史劇?還是『正確』的歷史劇?說實在,日本也已經發展到正史不一定重要,有很多變化跟二創,織田信長都可以變成女性了。但我認為,其實台灣對歷史的共識還沒有建立,在這個情況下,要生產歷史劇是困難的。困難在於:我們對歷史沒有共通的想像,沒有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就不會有二創、三創,光要建立共同體就是困難的。」我並不是說史實不重要,史實當然重要,而且要愈多的史實,我們才更有養分去明確共同的想像,以及設計出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富有衝突的戲劇行動,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的回望,來自我們對自己的困惑,我是誰?我們是誰?台灣是什麼?我們的過去有什麼? 對我而言,戲劇,特別是劇集,因為長度跟成本,勞師動眾,絕對是所有產業的最後一環,沒有足夠多優秀的歷史小說,是不會有優秀的歷史劇產生的,沒有司馬遼太郎、吉川英治、山岡莊八等人的長篇歷史小說,不會有大河劇,而沒有擅寫英國王室、做過多部女王主題舞台劇的Peter Morgan(Nt Live:《the Audience》),不會有後來橫掃艾美獎的《王冠》。小說永遠是最前端、也最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好故事難得,需要考據又能從考據中提出新意,賦予歷史人物當代詮釋的好故事,更加難得。 這篇對談得到作家朱和之(著有《樂土》、《逐鹿之海一六六一台灣之戰》等長篇歷史小說)的回應,他說近5年有一股台灣歷史小說爆發的風潮,就算遠也不超過10年這當然是官方獎勵補助與民間自發性的成果,我當過兩屆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的評審,歷史小說明顯增加,這的的確確已經是個方興未艾的風潮。朱和之認為,「所有的歷史創作(小說╱戲劇╱漫畫)都是當代創作,反映人們當下關心的主題及想像。當下台灣歷史創作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內容是否符合史實』的論戰歷史創作就正是在做這件事提出不同的歷史敘事、重新進行思考,在這過程中也會逐漸浮現出共同的想像。這也是近5年台灣歷史小說、戲劇爆發潮的背景,台灣社會需要一番新的自我敘事,重新定義我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過去,藉此錨定當下、眺望未來。」「當然,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