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gone in the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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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重演過往、理解當下,在全球化時代維護差異
瑞士劇場導演米洛.勞(Milo Rau)向來不畏懼在作品中處理複雜又多重的現實,從旁人眼光看來,他似乎總在尋找燙手山芋。畢竟他接手比利時根特劇院(NTGent)時說得很清楚:劇場不再只是描繪世界,而是要去改變它(註)。 去年,他交出卸任前最後一張成績單:《安蒂岡妮在亞馬遜》(Antigone in the Amazon,2023)。這個跨越疫情、歷時4年的作品,是他繼著眼伊拉克北部的《奧瑞斯提亞在摩蘇爾》(Orestes in Mosul,2019)和義大利難民營的《新福音書》(The New Gospel,2020),再度以西方經典文本與他方碰撞、交融,處理受跨國政治與經濟衝擊之地域和人們的作品。 這篇專訪從勞的劇場實踐出發,探究他新、舊作間相承的觀點與創作方法,包括他對遷徙與全球化的觀察,還有如何以劇場回訪特定時刻,在重審中帶來當下新的理解。 Q:今日亞馬遜雨林和當地原住民的處境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影響,用劇場處理這般棘手的主題,讓人想起你提出的全球寫實主義(global realism),呼籲劇場和觀眾在全球化的時代,重新思考寫實主義的涵義。你如何從全球寫實主義的觀點來處裡像是《安蒂岡妮在亞馬遜》裡的議題? A:全球寫實主義對我而言是一種實踐。全球化的社會就是透過外包產生全球性經濟連結,例如很多瑞士企業在中非或南美都有商業活動。要理解今天的歐洲,不能忽略歐洲的前殖民地。全球寫實主義想要採用全球經濟、全球媒體或是全球文化的視角,而《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和我前幾個作品都用這種方式:把古代神話放到一個將它們全球化的脈絡中。如果在歐洲做《安蒂岡妮》,我不會找到什麼跟過去不同的東西。也許會更了解歐洲當地生活,但無法了解全球現實。 劇場跟真正的合作有關,不是靠一些案頭研究就能做出全球化的《安蒂岡妮》。要花很多時間,到亞馬遜去,跟他們合作、跟他們站在一起,這和做新聞採訪不同。這個作品名稱可能也不完全正確,實際上是另一個安蒂岡妮要到歐洲,或是歐洲要去拜訪亞馬遜的安蒂岡妮。不同地方的觀眾也會跟他們自身殖民、掠奪自然資源的狀況,或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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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抗爭,但我們可以團結起來──米洛.勞X馬躍.比吼
米洛.勞(Milo Rau)的作品總是直面暴力且敏感的社會議題,而他說,所有作品的創作契機都是因緣際會,《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同樣也是。2019年,米洛.勞帶著作品《重述:街角的兇殺案》來到巴西聖保羅演出,幾位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MST)成員正好也來觀戲,戲後,這些人邀請米洛.勞一起合作,才有了作品《安蒂岡妮在亞馬遜》。 在巴西,土地壟斷在七大家族手裡,造成農民沒有土地、許多土地也無人耕種,1984年,這些農民開始推動無地農民運動,其中一部分成員是巴西原住民,他們占領土地,建立耕地、學校、劇場的家園,至今約有50萬個家庭。1996年,巴西警察鎮壓無地農民運動,19位成員遭到屠殺。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以著名希臘悲劇為框架,隱喻傳統文明對抗現代資本主義。由3位根特劇院全球劇團成員於舞台上表演,與包括當年大屠殺倖存者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成員於螢幕上交替互動演出。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演出前,國家兩廳院舉辦「創作中的抗爭,抗爭中的創作」講座,由政大新聞系教授方念萱擔任主持人,導演米洛.勞與長期爭取原住民權益的藝術家、教育工作者馬躍.比吼(Mayaw Biho)對談,本文節錄自講座現場。 原住民與烏托邦 當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前來邀請時,米洛.勞幾乎是立刻答應合作,他說:「對我來說,MST就是一個烏托邦,一種理想的未來,是公民社會重新把權力奪回來的方式。」 這是來自巴西北方亞馬遜森林的故事。最早可以回溯至19世紀末,非洲奴隸逃到此處,在森林裡建立自己的家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存說起,然而隨著移民者的入侵,衝突也從此不斷衝突、抵抗,是米洛.勞作品裡貫穿的精神。不過米洛.勞強調,這不單單是原住民與移民者之間的對抗,其中還包括巴西土地爭議、與社會主義的政治抗爭,還有LGBTQ+的困境,「這些衝突結合在一起,顯得這個故事是如此現代化,才讓我們有機會把它搬至舞台上。」 這是米洛.勞第一次來到亞洲,在抵達台灣之前,他並不知道台灣也有原住民,而他後來發現,台灣的原住民議題其實跟巴西很相似。講座前幾日,米洛.勞與馬躍.比吼初見面時,談及台灣是否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