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終點左轉
為何迷戀（女性）真實？
自從2023年出版《女二》之後，我就一直持續摸索著那條虛構與真實的「邊界」。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一條浮動的線條，還是一種縮放的空間結構，唯一能確定的是「那裡」會不斷發散著微微的電波，刺激著我朦朧不清的視線，以及困惑混雜的注意力。
這幾年幾乎每一個創作案，都反覆折返虛實的核心。尤其是AI的出現，讓這條邊界變得更加難以辨識，甚至開始鬆動其原本的判準。當語言、影像與敘事可以被快速生成與重組，「經驗」本身似乎也逐漸失去其不可替代性。每次寫著企劃書，洋洋灑灑的創作動機與靈感來源其實都在回扣自己一直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麼我對「虛實」那麼糾結？而那糾結裡充斥的敏感甚至變成一種過敏，其中的關注、興趣也慢慢煉化成了焦慮。這是為什麼？
直到我在《當AI取得話語權，人類還剩下什麼？》書裡讀到對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對極權主義的討論：「極權政權的理想對象，就是那些心中再也不存在真相與虛構、真實與錯誤之別的人。」這段話突然讓我站上一個全新的視角：虛實是政治性的。「虛構」不僅止於文學戲劇創作的手段，還能藉由提供錯誤資訊而進行操控資訊的再製與加工能包裝成故事，但源頭素材可能以假亂真，製造了效果衝高流量，於是「權力」在過程中默默地移轉這不就是此刻亂象生成的網路世界嗎？
有趣的是，我一開始探索的起手式，是想回歸關注「虛構」的本質與技術，不願一昧向真實傾倒。問題是：為什麼作品根據「真實經驗」會成爲一種賣點？為什麼「來自真實經驗」會成為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為何特別頻繁地附著在女性創作之上？尤其在文學、電影的範疇裡。但此刻我想先撇開女性經驗、陰性書寫的範疇，我絕對認同女性經驗是值得書寫，也確實該從陽性主流敘事中奪回自主權，我想深入談的，是文化裡對於真實的迷戀傾向，尤其女性經驗的真實。
在埃米莉．布特爾（Emily Bootle）對當代「迷戀真實」的分析中（《我們為何迷戀真實》This is Not Who I Am：Our Authenticity Obsession）看見一條清晰的軌跡：從傳統名人形象的建構，到自媒體時代對「做自己」的強迫表演，「給人一種在扮演自己，而不是做自己的感覺」。真實不再是一種內在狀態，而是一種需要被持續產出與維護的效果。個體必須不斷地
文字|鄧九雲
官網限定報導 2026/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