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23年出版《女二》之後，我就一直持續摸索著那條虛構與真實的「邊界」。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一條浮動的線條，還是一種縮放的空間結構，唯一能確定的是「那裡」會不斷發散著微微的電波，刺激著我朦朧不清的視線，以及困惑混雜的注意力。
這幾年幾乎每一個創作案，都反覆折返虛實的核心。尤其是AI的出現，讓這條邊界變得更加難以辨識，甚至開始鬆動其原本的判準。當語言、影像與敘事可以被快速生成與重組，「經驗」本身似乎也逐漸失去其不可替代性。每次寫著企劃書，洋洋灑灑的創作動機與靈感來源其實都在回扣自己一直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麼我對「虛實」那麼糾結？而那糾結裡充斥的敏感甚至變成一種過敏，其中的關注、興趣也慢慢煉化成了焦慮。這是為什麼？
直到我在《當AI取得話語權，人類還剩下什麼？》書裡讀到對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對極權主義的討論：「極權政權的理想對象，就是那些心中再也不存在真相與虛構、真實與錯誤之別的人。」這段話突然讓我站上一個全新的視角：虛實是政治性的。「虛構」不僅止於文學戲劇創作的手段，還能藉由提供錯誤資訊而進行操控——資訊的再製與加工能包裝成故事，但源頭素材可能以假亂真，製造了效果衝高流量，於是「權力」在過程中默默地移轉——這不就是此刻亂象生成的網路世界嗎？
有趣的是，我一開始探索的起手式，是想回歸關注「虛構」的本質與技術，不願一昧向真實傾倒。問題是：為什麼作品根據「真實經驗」會成爲一種賣點？為什麼「來自真實經驗」會成為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為何特別頻繁地附著在女性創作之上？尤其在文學、電影的範疇裡。但此刻我想先撇開女性經驗、陰性書寫的範疇，我絕對認同女性經驗是值得書寫，也確實該從陽性主流敘事中奪回自主權，我想深入談的，是文化裡對於真實的迷戀傾向，尤其女性經驗的真實。
在埃米莉．布特爾（Emily Bootle）對當代「迷戀真實」的分析中（《我們為何迷戀真實》This is Not Who I Am：Our Authenticity Obsession）看見一條清晰的軌跡：從傳統名人形象的建構，到自媒體時代對「做自己」的強迫表演，「給人一種在扮演自己，而不是做自己的感覺」。真實不再是一種內在狀態，而是一種需要被持續產出與維護的效果。個體必須不斷地揭露、修正與包裝自身，將自我提煉為可被辨識、可被消費的形象，「愈是把自我稀釋成超級濃縮的可銷售精華，她就能因此變得愈富有。」於是，連「承認虛假」都可以被納入這套機制之中——只要你懂得「告解」自己的虛假你就得到真實。真實不再關乎真偽，而是一種策略，一種技術，一種符合市場邏輯的表演形式。
書中的第二章提到我最感興趣的主題：文學的自我虛構（autofiction）。我曾問過：為什麼女性作家寫的小說總是很輕易地被當成她的自我經驗？也就是說，女性寫作似乎有被歸為「個人」的傾向，而對於女性寫作的真實性探討似乎比男性作者的來得更焦慮。安妮．艾諾（Annie Ernaux）曾說過自己的書寫就是從個人出發，而這個人自然會對應到一個群體——這也類似上野千鶴子曾提出的「女性虛構群體」。可是我的感受其實更靠近：關注個人性會削弱其中的思考與藝術價值。也就是大眾傾向討論那些事件與經歷，而非關注作者如何轉化那些東西，就跟公眾人物類似，「暴露脆弱性既能證明『終於自我』，同時又製造親切感——讀者能透過帶入作者經歷而間接體驗到真實的自己。」於是，這種真實的帶入感成了現代人自我撫慰的小確幸——還好不是我。還好不是只有我。
於是女性創作者就被放置在最敏感的位置上。這種現象或許可被追溯為延續已久的文化控制。父權社會的古代，男人擔心閱讀會腐蝕女性，禁止女性書寫、閱讀；然而「人們希望女作家的作品完全透明，是同一種控制慾的延伸。他們覺得女性不可預測、不可信任，因此要她們展現真實的自我，再從公眾角度審視和判斷她們是否值得信任。」於是女性創作被預設為通往「個人真相」的透明通道。當讀者執著於辨認「這是不是你的真實經驗」，其實是在將作品重新壓縮回作者的身體與經驗，取消思考與形式的複雜性。又或者，創作者也可能反向運用這種對真實的渴望：透過暗示經驗的存在來製造吸引力，同時又保留模糊與不可驗證的空間，使作品在「可能是真的」與「無法被證實」之間擺盪。這種策略一方面強化觀看，一方面也阻斷觀看，讓虛構與真實形成一種相互牽制的張力。正是在這樣的來回之中，我逐漸感受到一種難以承受的壓縮——當虛構總是被拉回真實的座標系，它原本所擁有的生成能力，正在被逐步削弱。
更何況大眾普遍把真實（authenticity）與真誠（sincerity）混為一談。真誠是動機，是最初始的發動力量，而動機這種東西無法偽造只能騙得了自己。真實則是微妙複雜的動態過程，卻被過分簡化、粗糙爛用，例如社群上那些看似不經意暴露但其實經過雕琢的生活感，或是赤裸的告解、揭露自己。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我們是否還能回到「真實」，而在於我們是否還理解「虛構」的意義。虛構並不是對現實的背離，而是一種對現實的再組織、再分配；它能夠讓經驗從個體中抽離，進入結構、語言與想像的層次，使那些無法被直接說出的東西得以顯形。相較之下，被過度強調的真實，反而將經驗固化，使其符合既有的辨識框架，變得可理解、可共感、也因此可被流通與消費。
也許，我的「過敏」正來自於對這種收編機制的直覺抵抗。當真實被簡化為一種姿態、一種手段、一種市場貨幣，創作反而需要依賴虛構來維持那複雜與可能性。而虛構也不該只是聚集權力的政治手段，或美學形式的逃避，它應該能夠鬆動現實框架，也能比真實更能涵蓋「真誠」的空間。我所理解的真誠，是一種需要持續進化的學習能力，與自我揭露的程度完全無關。
真誠，是能夠在既有的語言感知中進行轉化與抵抗，使創作不輕易被收編成一種消費真實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