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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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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必要之惡
之前幾篇論及倫理體制的訴求，以及它對當代藝術發展的影響，現在輪到歷史同樣久遠、威力同樣不減的藝術之詩學體制（poetic regime of art）。 詩學體制創始於亞里斯多德。他所指的詩學（poetics）不是光指寫詩的藝術，還包括創作戲劇的藝術，後來它的指涉更為廣泛，小說有詩學，電影有詩學，紀錄片也有詩學。 藝術的與政治的 在洪席耶的術語裡，詩學體制又稱「典範體制」（representative regime）。我之前跟著別人將它譯為「再現體制」，如此並無大錯，但「典範」較能表達洪席耶的觀點：再現（representation）和模擬（mimesis）有關，字面本身並未涉及取捨的問題，「典範」則指「該選什麼題材或人物再現」，以及「選擇再現的事物是否具備代表性」。典範的意思就是：分量要夠，代表性要強。 因此這個體制有其技巧面，訴諸美感的一面，亦有其政治面，訴諸觀感的一面。這兩面實為一體，難以二分；當一個作家思考要不要將某個元素加入（或剔除）作品時，他同時在設想藝術與政治兩個層面。但為了方便解釋，咱們先從技巧面談起。 亞里斯多德論及悲劇時提出6大元素，並給予優先順序：情節、人物、思想、文字、音樂、景觀。他從上個世紀留下的多部作品中歸納出這個順序，原本有其描述的成分，然而一旦被後人視為圭臬，他的詩學自然成為體制。 既然是規範或法則，就得面對時間的考驗及後人的挑戰。到了文藝復興的悲劇，人物與思想已和情節平起平坐；較之於伊底帕斯，哈姆雷特和李爾王可複雜多了。在18、19世紀期間的通俗劇裡，情節奪回了王座，然而到了荒謬劇場，情節已失去分量；時間再往前推到20世紀末期以降，人物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參考《人物的死亡》〔The Death of Character〕）。至於現今流行的音樂劇，音樂和景觀至為重要，思想則可有可無。 小說的發展有點類似，傳奇小說的年代情節舉足輕重，到了海明威時期，情節卻被視為毒藥。以1990年代以降的台灣小說為例，文字凌駕其他元素之上，它自我繁殖，囈語聯翩無窮盡，以致情節走失在文字迷宮裡，因此才會出現「現在的小說家已經不會說故事」這種有點道理但沒切中要點的批評。 有憑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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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碎碎念 Editorial編輯室碎碎念
我從2021年開始支援兩廳院《好哲凳》思辨講座和Podcast，我念哲學，對藝術涉獵有限，在這合作之前，我最深的藝術體驗應該是遊玩PS上的動作遊戲《血源詛咒》。《好哲凳》對我來說相當新鮮，讓我看到藝術的趣味，也看到哲學實用的可能。《好哲凳》希望促進藝術和社會之間的對話，我們邀請社會議題的倡議者、科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來跟藝術家交換意見，因為我們相信人對美感、知識和良好社會、多元文化的嚮往有共通性，也相信這些事情最終都是關於我們可以如何活出美好生活，成為更好的人。 對我來說，人類和人類生活互為因果。一方面人類決定自己要如何生活，另一方面，你能想像你接下來要如何生活，這也決定於你過去的生活經驗。文化上許多革新和多元仰賴藝術家的創意和努力，也仰賴人類累積至今的文化土壤能激發這些創意、社會氛圍能支持和包容這些努力。在這期《PAR》的封面故事系列專文裡，我們邀請了幾位專家，從不同方向聊聊，這些「藝術家背後的手」如何影響創作和詮釋的自由，而我們又有哪些事情可做。 從酷兒觀點出發，鄭芳婷討論現實社會對性的看法如何約束我們的想像，以及藝術如何一方面誕生於現實，一方面反過來改變現實，讓我們能看得更廣。藉由當代分析美學的養分，林斯諺討論藝術的觀眾能有多少詮釋的自由，我們什麼時候有理由參考創作者的意見，什麼時候應該考慮「作者已死」。以文化演化的觀點看，葉多涵讓我們能看出多元社會的潛力，了解當文化瀕亡，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最後，蔡宜文反省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提醒我們很多時候當選項看起來增加，自由其實減少。 這些討論都跟我們進行創作和詮釋時的「預設條件」有關，只有了解自己背後有哪些手，我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為何擁有現在、為何嚮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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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鎔鑄人性於純粹 提煉幽默與哲思
季利安的舞作從不止於形式上的實驗，即不止於僅把「身體」當作舞蹈藝術媒介那樣埋首在純媒介性的探索。透過乾淨、銳利、優雅的現當代芭蕾肢體，他將對「人」、「關係」的探索鎔鑄於高度純粹的舞蹈表現，而他的作品，亦呈現了遍歷人生諸般風景、遍嚐「表演」與「真實」交相辯證的諸般滋味後，從中提煉出來的幽默與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