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與文化的激盪 一場關於「編織」的旅程
跨國製作早有前例，今年則在舞蹈與劇場領域都呈現了新面貌，甚至在國際性藝術節之外，民間舞團與校園都出現了跨國製作的演出。儘管不同的製作有著不一樣的行事作風，很難以「跨國製作」一概而論；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提到了「聆聽」、「主動回饋」、「不預設立場」的創作立場，也讓台灣教育下習慣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演員／舞者更願意自我挑戰，也更能理解他人的不同。
跨國製作早有前例，今年則在舞蹈與劇場領域都呈現了新面貌，甚至在國際性藝術節之外，民間舞團與校園都出現了跨國製作的演出。儘管不同的製作有著不一樣的行事作風，很難以「跨國製作」一概而論；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提到了「聆聽」、「主動回饋」、「不預設立場」的創作立場，也讓台灣教育下習慣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演員／舞者更願意自我挑戰，也更能理解他人的不同。
演員似乎沒有準備好去說出像法斯賓達那麼冷酷的語言，去召喚像殺人魔那麼危險的魅力，去運作舞台這部如此龐大的暴力機器，以至於在面對觀眾的壓力下，只能近乎無感地執行導演排練時訂下的指令。如果導演不想這樣，演員更不想這樣，那麼糟了，導演和演員等於在演出的同時感受「感受的斷裂」。換句話說，那就不是這齣戲在談法西斯，而是整齣戲都被法西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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