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子仪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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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荒烟漫草
模样
这个世界,还会有我的容身之处吗? 这是近几年,愈来愈常问自己的一句话。 我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模样,而往后的我又会是什么模样。 活著对我来说仍然是十分痛苦的一件事。成为一个演员,并不能让我缓解或减轻这些痛苦。它只能带我窥探痛苦的本质,以及如何面对,或重新体认它真正的模样。譬如可爱,譬如真实,譬如挣扎对于生存之必要,譬如理解与创造,譬如感受以及存在成为世界一部分之重要。 在表演创造及练习过程中,有时我们可以得知基本有三个选项;第一是已被证明过最安全且最有效率的,能简单被理解,执行上也较不易失误。第二是较为独特技术性也较复杂的,但可由演员魅力或能力加成,创造出能加分的诠释方式。第三也许是较具挑战、较困难的,能因颠覆想像而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往往在这种时刻,可以选择时,我的优先选项会是第四,那条没人走过,可能会失败,吃力不讨好,且不一定会成功的道路。 我常常会和那个感到最不自在的人说话。群体是一个排斥他者的指称,他者并未要刻意破坏和谐,只是因为存在。于是,该怎么生存变成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能调和自我吗,该到什么程度呢,怎么样的感觉才能算是委屈呢,有一个标准可循吗,标准是谁定的呢,我是否正在伤害他人呢,我要在意吗,要放在心上吗,要忘记吗。 自我的重要远大于他人吗?成功是活著的终极目标,没有别的了吗。我唯一确认的是,我是脆弱不堪的。唯有认知自我的脆弱,才不会让自己过于自大,自大到认为自己可以为他人指明道路,否认其他的存在。你不是神,你是无助无依的,依靠著人性灵魂深处的慈悲、信念与爱,那个与生存利益相悖但确实的存在。同时才能知道给予自己力量的,并非来自于自我如何强大;痛苦也非自我,脆弱亦非自我,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自我的。唯有认知这份无依无助的脆弱,才能感受没有任何是不脆弱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只属于自我的。同时也才能知道强大与否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体认感受,如何看见那些看不见的存在。 这是我面对表演艺术的基础,也是我活著的基础。这是困难的,且注定逐渐消逝的。 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曾跟我说过,他很清楚自己的前世是一棵树。这一世的他照著自己的方式活著,就像不知名某处的一棵树,为树下的人遮风避雨,能孕育照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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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荒烟漫草
态度与价值
今年有幸和金士杰老师一起拍戏。前制期我们第一次和导演碰面时,金老师说他很不好意思;前阵子一直在忙很心虚,这两天才有时间好好把角色再整理了一下,有了一些基础和想法,才比较踏实。导演问金老师想不想稍微对对词讨论一下,金老师说好啊,便从座位站起身,问导演想对哪一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金老师几乎已把所有场次所有台词都记起来了,那时距离正式开拍还有近两个月。他是依著剧本脉络及角色状态来记的,不是只是死背下来。我们边对戏,金老师边询问我对彼此角色的感受和想法,并一起和导演讨论著。某一小段戏结束后,金老师跟我说不好意思,他刚刚稍微恍神了一下;他说他讲某一句台词时突然感受到另一层涵义,边咀嚼著就不小心出了神,节奏慢了一点。开拍后我和金老师有连续几天的对手戏,技术上和戏剧性上都不容易处理,第一天我们在面对许多困难与挑战下终于完成拍摄。第二天早上在梳化间,金老师坐在我身旁跟我聊起昨天的戏。他说他回去想了一整个晚上,大概有了一个方向,他自己的表演应该要怎么调整,有什么缺失,以及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我心里很感动,即使金老师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地位,对待表演及角色仍是战战兢兢。我是个后生晚辈,但他不在乎任何身分地位,认真地把我重视为一起完成拍摄的对手演员,谦虚地和我分享讨论,细心聆听我的感受与想法。去年参与《如梦之梦》的演出,我饰演金老师曾经演过的角色「5号病人」。和金老师一起拍摄的日子里,也向他请益对演出和角色的想法。他说他知道这个角色的困难之处,每个演员诠释的味道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神采。他可以给的只是一些经验分享,和他思索角色的角度,以及他观察到的属于不同演员精采的地方。 想起萧艾姐,《如梦之梦》排练中后期,剧组叮咛该丢本了,萧艾姐很紧张自责也很不好意思地说她记得很慢,她会尽力尽快丢本。她是排练时最认真的演员之一,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戏每一个角色,不论戏分轻重,她从头到尾全神贯注。演出时她总是第一个到场边准备好出场的人,默默地给予其他人祝福与拥抱。我在台上很近距离地和她对戏,每一场都被她投入角色的情感深深感动。她跟我说她做其他事情可能都不擅长也做不好,能在舞台上演出这件事很纯粹很快乐,她能予以回报的就是尽全力去做好每一个细节与每一刻在场上的演出。 秋天拍摄另一个剧集,和郑志伟大哥一起工作。主场景是搭建起来的酒吧,我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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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时光
2016年,《百年孤寂》10年后在台南盐山再次重演,整个盐山就是我们的舞台,背景就是一望无际的蓝天。剧团在盐山前搭了露天的观众席,开演时是傍晚,随著剧情推演天色渐暗,美丽的晚霞伴随著整个演出,从黄昏、日落,到月光升起满天星斗。某一场演出时太阳下山不久便开始下雨,观众纷纷穿上雨衣。雨势愈来愈大,正好演到老邦迪亚带著全村的人寻找新的村落,我们在暴雨中带著大大小小的行囊,在崎岖难行的盐山上奋力攀爬著。所有的演员都专注努力地与这场暴雨抗衡著,让演出继续进行。到了中场,雨势实在太大,也担心器材会有漏电危险,剧团宣布演出暂停。这次演出的某一天,剧情进行到邦迪亚上校年老时再次听见马戏团的马车经过的声响,从盐山的半山腰一路追随到观众席前方的平台,他累了,想小便,将头靠在树干上,就这样死去了。我说著上校最后的独白,在踏上平台后不久,突然感觉整个时空凝止了,仿佛全世界都暂停了,每一秒都不存在。我在天空中看著舞台,看著自己,看著观众席,看著满天星斗;但我同时也在自己身上,感受到自己每个呼吸,每个步伐。那瞬间好像这世界所有一切都凝结在一起,所有呼吸也都在一起,或说从来没有分开过,世间万物的每一瞬间都亲密相连著,且时间并不存在。那是一个无法言喻,奇妙神秘的魔幻时刻。 2017年拍摄《台北歌手》,我饰演吕赫若。有一场戏是吕赫若逃避著追捕,腿受伤了,躲进一间民宅里。有个小女孩发现了他,我轻轻地安抚小女孩,告诉她不要害怕,希望她不要发出声音,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我在这里。这是生死成谜的吕赫若的最后一场戏,导演希望我在最后,慢慢地直接凝视著镜头。Action之后,我的视线从小女孩身上转向天空,再慢慢地望向镜头。那一瞬间我仿佛感受到时空的跳跃与穿越,几十年前的吕赫若,透过我的双眼看著现在,直视著观众,有个声音在说:那个时代的我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的你们是不是还能继续做什么。这场戏拍完之后,我发现我的双眼布满血丝。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敢重看这场戏。拍摄这出戏非常艰辛困难,戏中我有8首钢琴演奏,和8首声乐演出,同时我又扮演著吕赫若笔下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我没有太多的音乐基础,古典钢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学会,声乐又都是德文、义大利文演唱。大约拍摄将近1年前就自己找了3位老师学习,每天练琴练声乐到半夜。某天半夜我独自在家里弹著琴,突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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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999年第一次入围金钟奖,被通知要走红毯,那时我还在大学念书,找了同班同学陪我一起。下课后我和同学赶忙从关渡到了国父纪念馆旁的麦当劳;离场馆最近有洗手间可以换装的地方。换了衣服稍作整理,想到走红毯好像不适合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附近没有置物柜,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只好把自己和同学的便装、杂物都塞进一个大袋子中,藏在国父纪念馆的草丛里。典礼结束后我到草丛里拾回我的行囊,庆幸东西都还在。没有公车了,只好再坐计程车回到台北车站。 对于一个穷苦的大学生来说,这其实是趟很辛苦的行程;合身的西装、不破烂的皮鞋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那时捷运只到台北车站,更不用说从台北车站搭计程车到国父纪念馆来回的车资,几乎是我一周的饭钱。那时的我对走红毯这件事也感到十分的困惑,我饰演的是一位游走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他的生活、生命多舛,我扮演著他,最后走上了红毯,是荣耀他的生命故事,还是借由他在彰显著我的人生?这件事,是对的吗? 几年后第二次入围,我也还在学校念书,这次决定不走红毯了,直接出席典礼。有些朋友守著电视没看到我,直到要颁奖前透过转播才发现我几乎没什么装扮坐在观礼席上,觉得不可思议,一些前辈也不懂为何我要放弃让自己曝光的机会。 又过了几年,参加某个连续剧的拍摄,我算是主要角色之一,上映前有例行的记者会,结束后被当时的经纪人念了一顿;我穿著一身黑,没有装扮,和工作人员一起站在最后面。而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一个作品的完成是台前幕后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我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没有谁是特别重要的,也没有谁不是。而长年的剧场训练吧,让我习惯一身黑;作为幕后工作人员不论run show或换景时,是不能穿著太鲜艳的颜色的。 这些矛盾纠结在多年后当然也适应了,第三次入围,我很正常地走在红毯上,很大方认分地换上公司帮我准备的光鲜亮丽的服装,站在最前面拍照;入围是个荣誉,应该要大方接受赞美。但是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痛苦,也很不快乐。 我诠释著不同角色的生命,不是为了要借此得到注目,或形塑自我成为偶像,也不是只将他们的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生命丰富了我,指导著我,甚至画出这世界的各种色彩,不论是丑陋、肮脏、不堪入目的。这个世界的残缺与真实,都警惕著我们欢愉不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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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娱乐
艺术与娱乐,有所谓的高低优劣之分吗?热门的得奖电影,我却看不懂,是我没有天分,还是艺术涵养不够呢。艺术是高尚的,娱乐是庸俗的,我只是个庸俗之人,就随你们自命清高吧。 多年前参与王嘉明导演的《文生.梵谷》演出,那时全世界正重新温习梵谷,不论咖啡杯、艺文商品、寝具,我们一起回忆著他的痛苦,浪漫现实生活。嘉明把场景建立在机车行里而不是美术馆,在他与友人的书信中重新建构属于一个「人」的思绪情感,以及后世对所谓「艺术」进行的消费、娱乐,或只是当作流行的装扮。 有时受到不同平台邀请,请我推荐影响自己最深,或最喜爱的几部电影、几本书,对我来说其实都蛮痛苦的。一是我的天堂可能是他人的地狱,二是艺术创作跟观者生命经验息息相关,它应该是属于个人的,而非他人可以共有的。 读小学时,学校不定期会在礼堂放映电影。放映当天,所有年级的小学生会拎著自己的小板凳,一起集合到礼堂里看电影。印象最深的是《鲁冰花》,也许因为电影里小男孩的心情和自己成长的背景有些相似,也许因为在偌大的礼堂里,这么多的小孩聚集在一起,黑黑暗暗安静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孤单寂寞。 国高中开始常跷课,有时跟朋友在二轮戏院看一天的电影。青年时期第一次看电影莫名地被感动落泪,是《心灵捕手》。也许在叛逆的年少轻狂中,真正想要的是有人真的能理解你,接住你。 第一次被剧场震撼,是看田启元的《一个少尉军官和他的二十二道金牌》,我完全看不懂,却被整个演出深深吸引著,后来才明了那是因为第一次感受到美学、语言与暴力的纯粹,一辈子都忘不了。 退伍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年都会想尽办法去看当届入围奥斯卡和金马各类奖项的电影,很大的原因只是因为好奇。什么是最佳?为什么它没有入围?这样的习惯持续很多年之后,就有了自己的喜好和评断。久而久之,「大师」就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最佳电影也是,最喜欢的演员也是。这个过程会不断地成长改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谨记勿画地自限,恃才傲物,不要认为自己才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是很个人的吧,它应该就是属于个人的,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不是一个标准或绝对。艺术与娱乐是相对应的两极吗?还是相依存的互属? 小时候可以很简单的用「难看死了」,「大烂片」来总结一切。现在可以不用追随评论的大师毕恭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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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表演是为了谁?是为了观众?角色?导演?还是自己? 16岁左右在临界点剧象录,我看著吉兴哥在写角色作业,他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条线,分出了3个区块,分别写著:演员、角色、自我。 大学毕业时,我带著对未来的疑惑去找我的表演主修马汀尼老师,我说我不知道将来该往什么方向走,是朝影视产业发展,还是在剧场。 马老师说,我应该想的是,你可以为那个环境做什么,付出什么,够不够努力,以及有什么资格可以留下。 退伍后持续思索著表演的意义,年轻的我有了3个结论:一是创作,二是娱乐,三是代言。 创作指的是各种形式、美学、技艺上的追求、探索与挑战。娱乐包括观者身心灵的洗涤、陪伴、启发或宣泄。代言是指代替世界上的其他人或任何角色,说出他们的故事和存在。 年过30之后,有了一点点的经历与成就,但对于个人的追求淡了,想著我还能做什么。我够努力了吗?我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自我成就吗?我有为这个环境尽了什么责任吗?身为一个演员,除了名利以外,你可以为这个环境做什么呢? 其中之一就是期许自己能以身作则,让更年轻一辈的演员看到、知道面对表演,身为一个演员,可以有的态度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标准或批判,而是一种选择。 然而这样想,是否又太夜郎自大了呢? 于是又继续想著这个老问题,表演是为了谁? 多年来已习惯照著从吉兴哥那学到的角色作业方式去提醒、质问自己,和自己对话。 「演员」可说是一份职业、工作、身分;「角色」是你现在要去扮演的对象,或在演出中要接受的任务;「自我」是回到你这个人本身,所有关于你的一切。这三者既为一体又各自独立,并相互影响著。 「演员」是一辈子的训练和要求,不论多有经验了,永远回到最基础要求自己;反过来也会检视「自我」是否过分偏执「演员」这份认知,让创作「角色」的过程僵化,失去了可能性。 如果角色性格边缘,充满暴戾之气,扮演过程中一定会过渡、影响到「自我」及「演员」上,那也要小心;是否藉「角色」之名来满足「自我」对表演的虚荣或匮乏,或是以此刻意彰显「演员」能力的表现。 这三者同样也会相互牵制,譬如对「角色」茫然或无助的原因其实来自于「自我」,而非表演能力;或是太在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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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专题 Focus 剧场╱电影演员
莫子仪 我的演化就是因为拒绝进化
在喘不过气的年末,提醒著自己要珍惜一切,也希望自己不要轻易妥协;适者生存的侥幸也许只是残忍无情的暴烈,灭绝的道路或许只是无谓的浪漫,也有可能是黑暗中的一抹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