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第一次入围金钟奖，被通知要走红毯，那时我还在大学念书，找了同班同学陪我一起。下课后我和同学赶忙从关渡到了国父纪念馆旁的麦当劳；离场馆最近有洗手间可以换装的地方。换了衣服稍作整理，想到走红毯好像不适合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附近没有置物柜，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只好把自己和同学的便装、杂物都塞进一个大袋子中，藏在国父纪念馆的草丛里。典礼结束后我到草丛里拾回我的行囊，庆幸东西都还在。没有公车了，只好再坐计程车回到台北车站。
对于一个穷苦的大学生来说，这其实是趟很辛苦的行程；合身的西装、不破烂的皮鞋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那时捷运只到台北车站，更不用说从台北车站搭计程车到国父纪念馆来回的车资，几乎是我一周的饭钱。那时的我对走红毯这件事也感到十分的困惑，我饰演的是一位游走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他的生活、生命多舛，我扮演著他，最后走上了红毯，是荣耀他的生命故事，还是借由他在彰显著我的人生？这件事，是对的吗？
几年后第二次入围，我也还在学校念书，这次决定不走红毯了，直接出席典礼。有些朋友守著电视没看到我，直到要颁奖前透过转播才发现我几乎没什么装扮坐在观礼席上，觉得不可思议，一些前辈也不懂为何我要放弃让自己曝光的机会。
又过了几年，参加某个连续剧的拍摄，我算是主要角色之一，上映前有例行的记者会，结束后被当时的经纪人念了一顿；我穿著一身黑，没有装扮，和工作人员一起站在最后面。而我对此也感到困惑，一个作品的完成是台前幕后所有人共同的努力，我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没有谁是特别重要的，也没有谁不是。而长年的剧场训练吧，让我习惯一身黑；作为幕后工作人员不论run show或换景时，是不能穿著太鲜艳的颜色的。
这些矛盾纠结在多年后当然也适应了，第三次入围，我很正常地走在红毯上，很大方认分地换上公司帮我准备的光鲜亮丽的服装，站在最前面拍照；入围是个荣誉，应该要大方接受赞美。但是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痛苦，也很不快乐。
我诠释著不同角色的生命，不是为了要借此得到注目，或形塑自我成为偶像，也不是只将他们的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他们的生命丰富了我，指导著我，甚至画出这世界的各种色彩，不论是丑陋、肮脏、不堪入目的。这个世界的残缺与真实，都警惕著我们欢愉不是理所当然，甚至正在刻下伤害。
我也意识到自己似乎被圈养在体制之中，在娱乐圈的框架之下，被收编了；欢迎你成为这个体制的一员，恭喜你获得这个资格，你应该要感到荣耀。也期许你照著这个圈子应有的态度与反应，给大家惊喜或感动。
长年来自己一直游走在体制的边缘，城市的边缘，社会的边缘，却也知道自己离不开体制，离不开城市，离不开社会。就如同不论我如何抗拒资本主义，我的身分、工作、角色，永远不可能离开消费与娱乐。拒绝体制太自命清高，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选择。
多年来一直婉谢广告或商品代言的邀请。我可以为角色负责，为演出负责，但我无法为商品负责。我无法知道它的制作过程，它的原料来源，它是否经历压榨剥削破坏，它的成本与意义。这个感觉可能和我当年第一次走红毯时一样，在那些精美的包装之下，是否也正扭曲著什么呢？而刻意标榜著美好的虚幻，有时是抚慰心灵的浪漫，有时则是谎言与欺瞒。
我选择不当任何人的偶像，选择可以被忘记，选择在媒体访问我有没有信心得奖这样的问题时，直接了当地说没有。我选择拒绝被当作辛劳与成功的楷模，选择第四条路，选择庸人自扰，看似矛盾痛苦地活著，选择持续怀疑与否定。
但我知道这些都只是选择，不能也没有资格和立场去批评他人。每个人活著的方式，社会国家运作的方式，都只是一种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标准。我们可以赞颂阳光、空气和水，但是它也随时可以把我们毁灭。没有任何一件事应该特别被赞扬，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应该被忽略。
这些选择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但就是我存在的模样；如同我存在著这件事，如同每一个生命存在这件事，也许没有特别的意义，但也不应轻易被任何形式规范、解读或抹灭。
我选择这个样子，活在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