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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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戏剧的五四三一个字都不能改吗?
一日跟友人相聚吃吃喝喝,友人问我,剧本是否一个字都不能改。 这个问题颇让人疑惑,一个字都不能改这种想法,从未出现在我任何一次工作中,相反的排练中我很常改剧本,以戏好看为主,而且每个导演、演员有他对角色的想像跟理解,这个想像跟理解来自于创作过程中,编导演激荡出对于角色的理解,演出可说是一段编导与剧本共舞的过程,最好的编剧视角是在排练时站在观众的角度看这段演出,而不是拿著舞谱要演员每一个动作都完全复制。 但哪边是可以改,哪边改了会伤筋动骨? 「你就是会知道。」 一个字都不能改的想法,或许来自于把剧本当成文学作品,但比起字斟句酌的用字,剧本更像是「在特定的时间跟空间中一连串付出代价的因果律」,有一个或数个所有人都必定在此处交织的空间,角色有一个外在目标,因为这个目标产生种种阻碍,最后克服阻碍、付出代价实现外在目标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在目标,以棒球比赛打比方,剧本等于是棒球规则,3好球出局、4坏保送、3人出局攻守交换,打满9局,投球出去之前要捕手跟投手之间打暗号取得共识,这个时间逻辑跟因果关系的组成让棒球赛成为独特且需要团队合作、以3这个数字为核心构成扣人心弦的时刻(3好球、3人满垒、3人出局攻守交换、先发9人打满9局等等)但不一定每一场球赛都精采,要看个别的球员(演员)、总教练(导演),是以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如同比赛规则的因果律,至于一个改一个字两个字,这就好比争执球员的头发,或衣服上赞助厂商要绣英文还中文,枝微末节,除非这个改动改变了任何比赛的规则,比方说传球时垒上跑者「身体的一部分接触垒包即安全上垒」,变成「两只脚站在垒包才算上垒」,这种严重改变比赛方式的改动,才是真正编剧要谨慎思考、影响骨架的改动,若否,应该让球员跟教练在最能极大化发挥战力的状况下比赛,才是一场好球赛。 至于演出长度限制而做的修改,就像是成棒变成少棒,9局变7局,本质不变下即可。 角色成为传达特定立场的工具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经典随笔《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 为什么要花一段时间看完一个作品,得到跟看一篇社群文一样的观点? 脆(threads)化的戏让作品也跟著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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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音从比赛看民风
国际音乐大赛如奥运,不需要语言解释就人人看得懂,更自带高度关注度。钢琴家阿格丽希、齐玛曼、范克莱本,至近年的李云迪、刘晓禹、任奫灿等均透过大赛一夕成名。有一次,我与2015年柴科夫斯基大赛得主马斯烈夫的老师一同在欧洲音乐节任教时,他就感慨提到:「(马斯烈夫)前一天还是莫斯科音乐院里的一名学生,隔一天突然就成为国际巨星,人要突然适应自己的新身分才是真正的考验。」 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是在1997年俄国圣彼得堡的第三届国际青少年柴科夫斯基大赛。当初是因为看到第二届小柴冠军郎朗的演奏惊为天人,跃跃欲试,没想到居然得了第三名,也从此展开演奏生涯。当时盛况至今仍觉得不可置信,得奖回台后,不仅众多电视台争相访问,关于我的小书《少年俊杰》也随即出版。1998年3月,14岁的我在国家音乐厅及各地举行第一次大型独奏会巡演,并紧接著于1999年日本滨松钢琴学院比赛获颁第一名。 1978年老柴大赛得主普雷特涅夫曾说:「比赛是必要的恶魔。」任何想要出头的青年音乐家都终将被大赛吸引。这恶魔不仅捉摸不定,有时更不分是非公平;青年音乐家为了讨好恶魔还得研究各地比赛或评审的喜好,不能把持者可能就此抹灭自身的艺术特质。最后,为了呈现最拿手的曲目,许多青年沉溺於单一作品而耽误了真正的成长。 1999年秋天赴德深造同时,也踏上征战各大比赛的路途。16岁的我在南征北讨后心中偷偷给至今仍是国际间最大比赛的四大赛事下了副标:(虽因俄国战争于今受抵制,却不能否认其昔日荣光的)柴科夫斯基大赛血溅沙场派;华沙萧邦大赛原汁保守派;伊莉莎白大赛学院端庄派;范克莱本大赛头发飞扬派。现在看来当然是童言童语可笑之至,加上近25年间国际潮流变化多端,但却可从中感到各国对音乐的不同品味及其历史民风的影响。 老柴大赛毕竟是冷战下的产物,萧斯塔科维契在当时的音乐屡屡刻画著前苏联人民在高压监控下连哭笑都得心惊胆颤之痛。大赛最后一轮要求决赛者一次弹奏两首大型协奏曲,通常大家最后都选柴一与拉三(编按1)两首超级史诗巨作,除了表现钢琴家的超强能力,若能血溅沙场,音乐中语带哭音,在经历过真正的伤痛丑恶后却还愿意相信美好,绝对能博得俄国大众的喜爱。当时我在俄国普罗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