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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书公共性的临界：剧场在制度与资本之间的未来考验（上）
由本刊所出版的《表演艺术年鉴》系列专书，长期以来透过每一年度资料的积累整理，呈现该年度的表演艺术生态样貌，同时，也期望透过年鉴所汇集的资料与数据，作为现况分析的基础，并邀请专人透过资料与事件的爬梳撰写专文，提出对当年度的整体观察与思考。 在今年本刊更是将已出版的历年《表演艺术年鉴》共31本，进行数位转型，以版面资料库的形式供读者阅读。而最新的《2024年表演艺术年鉴》已于近期完成制作并上架，本站特地转载书中年度观察专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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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书公共性的临界：剧场在制度与资本之间的未来考验（下）
资本化观察（1）：创业语境下的台湾剧场生态 当文化政策以「创业者精神」或「文化内容产业」作为推动剧场生存的口号时，实际构成的是一种「无资本的资本化想像」：表团被鼓励登记立案、建立品牌、提出营运计划、发展收入来源，仿佛只要具备创业语言就能进入文化市场。但台湾剧场的现实是：缺乏风险资本、观众市场小、制作成本高，几乎所有创业想像都仅存在于补助表格里的模拟现实中。 如哈拉瑞在《人类大命运》中所言，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早已从政治转向资料与资本。创作者若无法产生可转换的资产（如平台流量、投资回报），就无法在经济秩序中拥有位置。剧场团队被当成创业者，却从未获得创业该有的「风险共担机制」与「中介投资结构」，只能年年提案、补助、结案、归零。 从傅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资本化治理」实则是一种规训：剧场团体被制度要求逐渐内化特定的行政语言与产业符号，进而生产出制度预期的文化表现样貌。 换句话说，剧场团队变成了制度内部的文化生物：不是真正的产业主体，也无法成为纯公共性实践者。他们以产业语言包装补助行为，以品牌外型取代文化意图，以营运策略装载创作焦虑。这样的资本化是幻象，但这幻象却逐步塑造了剧场的制度现实。 资本化观察（2）：补助与自筹下的治理日常演变 公共场馆与剧场团体，在今日的文化治理逻辑中，被要求同时扮演补助接受者与自筹责任人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依赖补助完成制作、支持营运、支付人事与场地，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提高自筹比例、发展收入策略、证明非依赖性与市场整合能力。表面上，这似乎是一种渐进式的财务责任转移；但实际上，它构成了文化场域中资源合法性与治理主体模糊的关键矛盾。 补助款究竟是什么？是政府的资产？是人民的税收？是公共预算？还是社会投资？这个问题看似会计性质，实则是国家与人民之间使用权与分配权关系的核心问题。当文化单位接受补助时，往往被告知必须负起更多营运自主责任。但若补助是来自纳税者、来自全民的公共预算，那它便不是国家的私产，而应是一种代行信托的使用权责。这也突显一个制度深层的治理问题：谁拥有文化资源的分配权？又是谁定义「合理使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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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的图鉴配器：将旋律赋予不同味道的魔法师
传统戏曲有「三分前场，七分后场」的说法，所谓「前场」是演员演出，而「后场」是乐师演奏，由此可见戏曲对音乐的重视。属于音乐设计一环的「配器」，是当代戏曲交响化之后才出现的职称，字面意思是「分配乐器」，也就是分配乐句给不一样的乐器去演奏，让每种乐器都能演奏属于它们的旋律，并组合成完整曲子，来烘托整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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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台湾与世界相遇的关键点 戏曲明星同台飙演史诗巨作《1624》
1624年是台湾与世界相遇的起点，为回溯那段重要而相对陌生的年代，文化部精心策划《1624》大型户外歌仔音乐剧，将于明（2024）年2月24、25日在台南高铁站旁盛大搬演，同步呼应台南建城400年。由总导演李小平、编剧施如芳、蔡逸璇，携手全剧21位主演、13个表演团体、台前幕后近500位超强团队，再创环境剧场新标竿，以史诗巨作回顾台湾历史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