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化观察（1）：创业语境下的台湾剧场生态
当文化政策以「创业者精神」或「文化内容产业」作为推动剧场生存的口号时，实际构成的是一种「无资本的资本化想像」：表团被鼓励登记立案、建立品牌、提出营运计划、发展收入来源，仿佛只要具备创业语言就能进入文化市场。但台湾剧场的现实是：缺乏风险资本、观众市场小、制作成本高，几乎所有创业想像都仅存在于补助表格里的模拟现实中。
如哈拉瑞在《人类大命运》中所言，现代社会的主导逻辑早已从政治转向资料与资本。创作者若无法产生可转换的资产（如平台流量、投资回报），就无法在经济秩序中拥有位置。剧场团队被当成创业者，却从未获得创业该有的「风险共担机制」与「中介投资结构」，只能年年提案、补助、结案、归零。
从傅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资本化治理」实则是一种规训：剧场团体被制度要求逐渐内化特定的行政语言与产业符号，进而生产出制度预期的文化表现样貌。
换句话说，剧场团队变成了制度内部的文化生物：不是真正的产业主体，也无法成为纯公共性实践者。他们以产业语言包装补助行为，以品牌外型取代文化意图，以营运策略装载创作焦虑。这样的资本化是幻象，但这幻象却逐步塑造了剧场的制度现实。
资本化观察（2）：补助与自筹下的治理日常演变
公共场馆与剧场团体，在今日的文化治理逻辑中，被要求同时扮演补助接受者与自筹责任人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依赖补助完成制作、支持营运、支付人事与场地，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提高自筹比例、发展收入策略、证明非依赖性与市场整合能力。表面上，这似乎是一种渐进式的财务责任转移；但实际上，它构成了文化场域中资源合法性与治理主体模糊的关键矛盾。
补助款究竟是什么？是政府的资产？是人民的税收？是公共预算？还是社会投资？这个问题看似会计性质，实则是国家与人民之间使用权与分配权关系的核心问题。当文化单位接受补助时，往往被告知必须负起更多营运自主责任。但若补助是来自纳税者、来自全民的公共预算，那它便不是国家的私产，而应是一种代行信托的使用权责。这也突显一个制度深层的治理问题：谁拥有文化资源的分配权？又是谁定义「合理使用」的标准？
傅柯曾指出，现代权力是透过规范、分类与绩效来实现规训。在补助制度中，文化单位虽获得支持，实际上却必须证明「值得被给予」与「有能力证明成果」。而自筹率、媒体曝光、票房回收、CSR配合等，正是这种「以自律代替自由」的治理技术展现。
哈拉瑞则指出，在资料与绩效驱动的治理模式下，政府倾向以可量化的生存逻辑作为资源分配依据。剧场若不能产出成果，就不被视为有效公共支出对象。这使补助不再是文化多样性与风险创新的推进器，而变成一套以预算合理性为核心的文化算术。
长此以往，补助与自筹不再是协力机制，而是对创作自由与文化主权的双重牵制。剧场以「看起来公司」的方式来使用「本不属于公司逻辑」的资源。补助消解公共性，自筹流失自主性，文化被卡在制度语境的中间地带，逐渐变形为政策外显的装置。
剧场若不重新追问：「补助是为了什么？它该回到谁的手里？它是社会承诺还是行政分配？」我们将永远无法从行政语言中解放剧场的文化价值，更无法修复文化公共性在资本化进程中的裂缝。
舞空退场：专案循环与艺术理念转向
舞蹈空间的退出，不只是对制度负荷的诚实表达，也是在提示整个文化生态：当剧场作品沦为补助表单里的可见成果、当制作周期为了提案与结案而编排、当艺术计划变成行政格式的一环，文化生产本身就已进入一种深层的自我耗损。
这不仅是结构倾斜的结果，更是文化语境转变下的思想消退现象。
当市场需求全面主导内容分配，剧场在「对得起观众、对得起KPI、对得起数据」，而不再对艺术理念、社会议题或价值辩证负责，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早已不是「时代演进」的正常现象，而是思想力量失势、文化语言退位、大众性主导上位的体制性转变？
补助制度长期以来自诩为创作的保障、公共文化的支撑，但当补助逻辑本身也进入市场语汇、管理语言与曝光机制的模仿时，原本应提供思想空间的补助，反而沦为行政成果竞技的货币交换。
更严峻的问题是：剧场创作究竟能否产生社会反转力？又或，只是被补助与教育体系共同驯化为「安全创意的提供者」？我们鼓励青年立案、成立剧团、申请小型补助、参与育成平台，却鲜少提供真正能承担风险、对抗结构、延长创作周期的支持机制。
结果便是，青年创作者年年出现，却年年流失；剧场总有新人，但鲜少人能留下；作品总在发表，但无一成为社会的参照与转向。创作能力仍在，制度通道也在，但思想的位置与文化的引导力，却已悄然让位于「贴近现实、降低门槛、确保效益」的治理逻辑。
这正是傅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自我模拟机制」：权力不再命令艺术该说什么，而是创作者自动说出制度想听的话。当艺术失去对社会的摩擦力，当创作者失去思想的紧张感，剧场便不再是公共文化的前沿，而只是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调和剂。
所以，我们得思考：补助的意义究竟为何？是为了让剧场顺利演完？还是为了让思想得以在社会中活下去？青年创作的社会反转力，还有被期待的空间吗？还是它已沦为年度成果表中的一列统计？
舞蹈空间的退场，也许正是在沉默中给出一个回答：当补助制度不再让人相信它能承载未来，那些最清醒的人，会先选择离开。
剧场仍在场上，而我们是否还愿意留下？
舞蹈空间的退场开启这篇回顾，而我们所描述的从来不只是单一事件。这不是某个团队的沉默，而是整体文化结构所发出的一连串警讯。
当人口逐年下降、观众基础萎缩、教育资源断层、文化参与趋于碎片化，我们竟也看见一种焦虑下的繁荣景象：剧场节目不曾中断，场馆活动满档，政策话语日益精致，补助总额仍在推高，但这一切是否意味文化力正在上升？
我们接受了公共性的再度定义：公共文化场馆开始走向营运逻辑，以KPI为生存语言、以CSR与场租为绩效依据；艺文补助逐渐私有化，被当作营运资金、创作筹码与创业口号所影响。文化作为公共资产的本质，已在这一波波制度优化与语言转化中被悄然稀释。
而产业化，也开始以奖项与平台之名进入剧场治理语境。台北戏剧奖作为新型奖励制度的起点，固然试图连结创作与认可机制，但当文化参与全面转向都会集中，当入选资格、报名流程与剧场能见度开始与行政与城区资源强烈耦合时，所谓的产业化其实将强化文化结构中的M型断裂，亦即都市文化特权上升，边缘地区再度被遗落。
这不是预言，这是正在发生的事。
我们正身处一个公共语言被私化、文化价值被计量、创作被循环流失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迷因剧场世界，不是创作太多，而是制度无法容纳其重量；不是演出太少，而是演出无法产生公共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