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刊所出版的《表演艺术年鉴》系列专书，长期以来透过每一年度资料的积累整理，呈现该年度的表演艺术生态样貌，同时，也期望透过年鉴所汇集的资料与数据，作为现况分析的基础，并邀请专人透过资料与事件的爬梳撰写专文，提出对当年度的整体观察与思考。
在今年本刊更是将已出版的历年《表演艺术年鉴》共31本，进行数位转型，以版面资料库的形式供读者阅读。而最新的《2024年表演艺术年鉴》已于近期完成制作并上架，本站特地转载书中年度观察专文，以飨读者。
在人口锐减、观众断层、资源内缩的当下，我们仍持续制作、演出、结案、提案，剧场看似活著，但我们是否诚实面对：这是活著，还是制度与市场共同塑造出来的文化现象？
舞蹈空间的退场，不只是舞团选择不再创作，而是体制本身无法承载创作所需的能量与逻辑。这是一个国内当代剧场团队在补助制度下持续运转30余年、拥有国际共制经验与稳定观众关系的团队，却选择「不再生产」的重大警讯。他们没有解散，却停止创作；没有危机，却选择转向。
这样的退场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制度失衡与文化信仰流失的症候。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公共语言被绩效接管、文化价值被平台语汇稀释的治理时代。剧场逐渐从一个社会想像与反思的场域，变成一套「制度结果的生产模型」：为了政策、人次、能见度与报表而创作，而非因为信仰、责任、观点与感知。
我们说这是一种「碎片化的剧场状态」：演出仍发生、补助仍流动、观众仍进场，但一切只剩残存的形状与程序，失去了实质的文化重量与公共价值。这并不是文化的自然演进，而是人口下降、政策焦虑与治理淡化共同构成的制度现实。
而这样的现实，我们提出可能的命题：
人口与出生率下降：文化参与的生态挑战
当我们谈剧场的未来，往往聚焦在政策、补助、创作风格或观众偏好变迁，却鲜少将眼光移向最基本也最残酷的变数——人口数。
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发会）推估，台湾总人口将于2028年跌破2200万， 2040年进一步降至2000万以下。出生率已是全球倒数，青壮年人口占比不断萎缩，15至24岁青年总量不过230万人，且仍在下滑中。这些数字不只是社会新闻里的警讯，而是对整个文化生产系统的直接冲击。
观众结构的移动并非观感，而是人口学事实。中产阶级文化消费族群日益萎缩，青年虽因文化币短期进场，却欠缺长期参与习惯；偏乡因学龄人口快速流失，学校合并、图书馆与演艺厅冷清化早已成常态。文化参与的基本人口条件，正在被系统性改变。
更深层的问题是：过去我们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场馆设施与补助制度的依据，是「人口稳定成长」的想定模型。但在当前与未来，这个模型已完全失效。六都外的中小城市文化活力低迷，北中南三地剧场观众年龄层偏高，文化参与不再是整体社会的普遍权利，而将趋向于少数集中地区的文化自主权。
在这样的基础上，剧场所面对的不只是观众变少，更是整个文化行为与结构去日常化的问题。剧场的语言与结构若无法重新对接新的社会样貌与观众现实，便将在高制作、低回报、无再制的循环中耗竭。
人口的萎缩，不只是对社福制度的挑战，也将是对文化治理体系的根本重写。
公共性的动态（1）：补助制度从支持到制度化
补助制度原本应是剧场文化公共性的实践体现，透过公共资源支持创作者提出社会对话与文化实验。然而，当人口萎缩、观众总量减少，文化部门为了维持制度正当性，补助逻辑逐渐由「支持创作」转向「管理产出」与「证明成效」。创作者的主体性不再来自艺术理念或社会责任，而是来自制度对行政执行的预设语言与报表结构。
在康德的《何谓启蒙？》中，他强调公共性建立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即每个人能自由表达观点、以批判姿态参与社会形成。剧场本应是这种公共理性的具体场域，在这里，社会议题、伦理判准、文化辩证得以被揭示与共感。
但当补助计划被绩效指标所束缚，剧场的公共性转化为KPI制度中的可视成果，即观众人次、曝光数据、社群贴文、国际移动轨迹等，这些被评量的不再是创作的社会意义或文化挑战，而是其可量化展示的程度。
创作者的语言也因此内化补助语境。从「我为什么想创作」变成「我能如何提高成果」；从「这个议题应该被辩论」变成「这个题目比较安全通过市场检验」。这正是康德所警告的理性封闭化：当艺术不再是挑战社会的语言，而是迎合制度的回应，那么公共性便已被削弱为程序性的合格标签。
在剧场观众数不断下滑的现实下，补助若无法重回对创作风险与文化价值的信任，而持续以机制语言主导文化发展性，便将让剧场沦为一种无法自我再生的政策幻象。创作仍在发生，但公共性已悄然退出。
公共性的动态（2）：行政法人与公共场馆的治理演变
公共场馆本应是文化政策中最具公共性实践潜力的制度载体。行政法人制度的设立，原意即在于强化文化场馆的治理专业性、艺术判断力与免于政治介入的臂距原则。然而，现实中多数法人场馆在观众压力与预算问责的双重重担下，逐渐成为「绩效报告单位」。
哈拉瑞在《21世纪的21堂课》中指出，当代治理正朝向「资料主义」（注1）倾斜，政府与制度愈来愈相信可被量化的成果，漠视价值与伦理的无形影响。在文化政策中，这样的倾斜表现在行政法人身上再清楚不过：表面是文化机构，实则运作如效能组织；表面强调艺术自主，实则强化数据达成。
公共场馆不再拥有充分的艺术治理空间，而是必须回应观众成长率、营运自筹比例、节目年均上座率等指标。在这样的制度语境中，场馆策画趋于风险回避、类型维稳与票房导向，排挤了原本应承担的社会挑战与文化深耕任务。
更深层的问题，是法人治理介于文化实践与资源分配之间，场馆治理者易受限于行政程序与财政责任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化布局。当观众断层与文化参与碎片化已成常态，场馆若无能力提出新的公共连结模型，只会加剧「资源集中却文化能量分散」的矛盾。
哈拉瑞提醒我们：当文化价值被交由数据模型决定，公共场域将被绩效幻象取代，文化失去其作为社会动能与伦理对话的能力。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公共场馆困境：设施完备、报表良好、活动热闹，但公共性已空转为一种制度象征，失去回应社会真实与建构未来的能量。
公共性的动态（3）：文化政策的外显化与治理观察
2024年《1624》大型户外歌仔音乐剧于台南登场，文化部以四百年历史为背景，结合地方叙事与国族符号，并冠上「文化黑潮」之名，被视为展现国家文化战略能量的代表之作。然而，这类政策主导的文化制作，看似扩大文化影响力，实则反映出当前公共文化政策的治理现象：文化不再被治理，而被展演；公共性不再被养成，而被管理。
如哈拉瑞在《21世纪的21堂课》中所述，现代国家治理正逐渐由「辩证式治理」转为「符号式治理」，即国家倾向透过可展示、可扩散的文化象征来凝聚认同，而非持续对话或制度修补。《1624》的成功与否，并非建构在是否改善民间剧场生态或拉近公私距离，而在于它是否「足够被看见」。
文化因此从治理行为退化为治理意象：表演即治理，观众即人民，成功等同动员。此逻辑下，文化场域不再需要养成公共性，而仅需执行政绩、形成场面、完成指标。这些大型工程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不是补文化之不足，而是为治理危机所做的符号修补。
然而，这些修补从未对准问题本体：观众结构的萎缩、创作生态的疲乏、青年文化劳动力的断层。反而因巨量资源集中于象征性制作，更排挤常态创作、在地策展与文化微生态的滋长空间。
傅柯式治理（注2）已进化为一种文化「幻象式治理」：文化存在于镜头与标语中，却不再存在于生活与日常之中。
注：
-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他关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著作中，深入探讨了资料主义（Dataism）这个新兴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资料主义不仅是一个理论，它正在深刻地影响我们现今的政治和社会运作，它承诺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接受将生命、社会乃至宇宙视为数据，并将人类的个体经验服从于数据流的逻辑。
- 傅柯式治理（Foucault's Governmentality），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 在其晚期研究中提出的核心概念，通常翻译为「治理术」或「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这个概念颠覆了传统上对「统治」的理解，不再只关注国家主权或法律，而是将权力的分析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