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哲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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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的爵士衝擊
試想時逾千年的唐朝雅樂、回族樂器與現今二十世紀的爵士樂如何發生牽扯? 關鍵在韓國的民俗樂團Samul Nori與奧地利管樂家Wolfgang Pusch-nig! 一九九〇年,首次觸及Samul Nori──直譯爲「四物玩樂」,Samul意指四件不同樂器,Nori則爲演奏之意──的錄音專輯Record of Changes(德國CMP發行),始驚覺朝鮮半島民俗樂的活力,強勁的節奏與粗獷的唱腔頗符合俗稱高麗棒子的火辣形象。該團有四位組員,其演出內容多與傳統祭典、宗敎信仰有關,旨在承繼文化習俗,但領隊的Kim Duk Soo強調組團目的不在建立古董樣板,主張民俗傳統必須面對現存環境而互動演變,以免陷於僵硬的「保存作業」;大體上,韓國的古文化與中國相爲脈承,因此對自然界亦有一套象徵天地的形式,而Samul所指的四件樂器:大鑼(ching)、小鑼(k'kwaen-gwari)即代表「天」,杖鼓(changgo)、琶鼓(buk)則代表「地」,分別由四人擊奏,伴隨肢體舞蹈和多聲部合音。 Samul Nori成立於一九七八年,正巧,遠在維也納的Wolfgang Puschnig亦於同年偕鋼琴家Mathias Regg合力創建Vienna Art Orchestra(簡稱VAO),起初兩者雖毫無瓜葛,然Pus-chnig自靑少年期即迷上亞洲音樂,並學會吹奏韓國的hojak(即中國的胡笳,由回族東傳之雙簧木管樂器)與日本的shakuhachi(尺八簫),隱約注定爾後相逢的際遇。稍長,他又盯上美國爵士樂,並鎖定即興句型極不安定的Eric Dolphy爲學習對象,由此可推想VAO積極進行反制古典形式與美學基礎的動機來源;而以自身歐陸音樂背景整合爵士樂的即興手法,Puschnig從未喪失原有基底,始終與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樂手維持平等互惠的共事關係;過程中,最大收獲爲結識來自費城的女歌手Linda Sharrock與貝斯奇才Jamaaladeen Tacuma(曾追隨爵士解放陣營大將Ornette Coleman旗下)。 一九八七年,Puschnig加入名爲〝Megadrums〞之跨國巡迴演奏會,終於遇上Samul Nori,彼此相互賞識並醞釀合作計畫;Pusch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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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原住民之聲
縱觀人類早期文明的開發過程,面對少數或弱勢族羣的「處置」問題通常不離「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與「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兩種模式,無論前者的僞善分享或後者的惡意鄙棄皆導致文化滅種的結果;爲免重蹈覆轍,當今所謂「原住民」之文化保育課題,務必擺脫環境支配權之優勢操控,嘗試將原住民的文化存留問題交還其自我選擇的意志,而Mari Boine的發掘,正巧提供絕佳的活生實例。 位於挪威、瑞典、芬蘭及俄羅斯四國交界處,北極圈以北的苔原區──Smiland(局外人稱Lappland),居住著一羣以馴鹿放牧或漁獵爲生的少數民族──Smi(Lapp),北美同緯度地區之Inuit(外稱Eskimo)族羣爲其遠親,由於人煙稀少氣候嚴寒,使他們的存在幾乎被遺忘於紛飛的冰雪中。所幸Mari Boine這位Smi血統之音樂使者,重新燃起族人的文化傳薪。一九五六年,Mari出生於挪威北方城鎭Kar-asjok之近郊,當時官方仍採強硬的同化政策,他只能接受全盤的日耳曼文化敎養,不覺地遺忘自身的語言習性,且挪威境內的Smi人較其他三個國家管轄的同族,擁有更完整的福利措施,因此認同程度愈加澈底;隨年歲的增長,Mari逐漸察覺即使盡全力適應白人體制仍無法改變血緣的事實,屢經多回的矛盾掙扎終於從自卑的弱勢心態中醒悟,決心重拾原生族羣的文化傳承與自尊,並著手用母語創作歌曲,藉以延續Smi族羣之傳奇。 熬練十三年後,於一九九三年發表Goaskinviellja(Eagle Brother)專輯,將Mari以原住民身分從事音樂創作的成就推至頂峯。從專輯標題與歌詞內容,似乎不斷表露自白頭鷹(北方極地中百禽之首)的羽翼象徵轉化的心靈力量,原本以動物做爲羣體精神的圖騰取向乃原始部族常見之文化行爲,然Mari在此則跨越古老的崇拜迷信,欲藉展翼翺翔之自由意念突破現代文明的桎梏,提示族人回歸大自然的寧靜懷抱。 與台灣原住民音樂的「保存」方式相比較,Mari並不刻意再生固有形式與傳統意義,卻反而積極擴張衍生,於音樂的基底(fundamental)上用族人的語音技巧和民謠資產(joik),結合垂手可得之北歐民謠(mordic f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