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縱觀人類早期文明的開發過程，面對少數或弱勢族羣的「處置」問題通常不離「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與「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兩種模式，無論前者的僞善分享或後者的惡意鄙棄皆導致文化滅種的結果；爲免重蹈覆轍，當今所謂「原住民」之文化保育課題，務必擺脫環境支配權之優勢操控，嘗試將原住民的文化存留問題交還其自我選擇的意志，而Mari Boine的發掘，正巧提供絕佳的活生實例。

位於挪威、瑞典、芬蘭及俄羅斯四國交界處，北極圈以北的苔原區──Sámiland（局外人稱Lappland），居住著一羣以馴鹿放牧或漁獵爲生的少數民族──Sámi（Lapp），北美同緯度地區之Inuit（外稱Eskimo）族羣爲其遠親，由於人煙稀少氣候嚴寒，使他們的存在幾乎被遺忘於紛飛的冰雪中。所幸Mari Boine這位Sámi血統之音樂使者，重新燃起族人的文化傳薪。一九五六年，Mari出生於挪威北方城鎭Kar-asjok之近郊，當時官方仍採強硬的同化政策，他只能接受全盤的日耳曼文化敎養，不覺地遺忘自身的語言習性，且挪威境內的Sámi人較其他三個國家管轄的同族，擁有更完整的福利措施，因此認同程度愈加澈底；隨年歲的增長，Mari逐漸察覺即使盡全力適應白人體制仍無法改變血緣的事實，屢經多回的矛盾掙扎終於從自卑的弱勢心態中醒悟，決心重拾原生族羣的文化傳承與自尊，並著手用母語創作歌曲，藉以延續Sámi族羣之傳奇。

熬練十三年後，於一九九三年發表Goaskinviellja（Eagle Brother）專輯，將Mari以原住民身分從事音樂創作的成就推至頂峯。從專輯標題與歌詞內容，似乎不斷表露自白頭鷹（北方極地中百禽之首）的羽翼象徵轉化的心靈力量，原本以動物做爲羣體精神的圖騰取向乃原始部族常見之文化行爲，然Mari在此則跨越古老的崇拜迷信，欲藉展翼翺翔之自由意念突破現代文明的桎梏，提示族人回歸大自然的寧靜懷抱。

與台灣原住民音樂的「保存」方式相比較，Mari並不刻意再生固有形式與傳統意義，卻反而積極擴張衍生，於音樂的基底（fundamental）上用族人的語音技巧和民謠資產（joik），結合垂手可得之北歐民謠（mordic folk）風格，遠則擷取世界各族之樂器音色，再以爵士、搖滾形式，豐富的編曲表現形態，因此在配器方面可見中南美洲（排笛、奎那直笛、陶笛、夏朗哥吉他）、非洲（姆指琴、談話鼓、占貝鼓）及歐陸（德西瑪揚琴、僧鼓）等地各式樂器的多變組合。與Mari同具Sámi血統的吉他樂手Roger Ludvigsen，兩位挪威籍爵士樂手Gjermund Silset（貝斯）、Helge A. Norbakken（打擊樂器），以及最特殊的秘魯民謠樂手Carlos Z. Quispe（排笛、奎那直笛、吉他），彼此雖有文化背景的差異，但整體表現卻爲Mari Boine的創作本質所完全駕馭。

由於Sámi傳統屬口傳文化，Mari必須利用挪威文的拼音方式轉換本族語音以撰寫歌詞，無形中替自族的口語習慣、傳說、詩詞、古諺留下珍貴的有形記載。專輯中的序曲Cuvges Vuovttat，Duodalas Calbmi（Hair oflight，sole-mn eye），詞意直接表達鷹的象徵與心靈解放的導引關係；而標題曲Goaskinvie-llja（Eagle Brother）之中，更赤裸地呈現心靈渴望置換鷹的野性自由力量。所有曲目中，只有Modjas Katrin（Ka-trin who smiles）採自Sámi傳統民謠，全曲無詞句僅以呼喊之聲自由衍生，充分顯露粗獷豪邁之情。凝重無比的Das Aiggun Cuozzot（Within My Self），其宛如千斤石的低音重擊正代表Mari捍衞Sámi傳統的堅定意志。瀰漫著悼念氣息的Mu Ahkku（Gra-ndma），滿載著Mari對祖母的思念，因爲祖母正是族人智慧的化身。

Mari Boine的音樂表現所提供的文化經驗價値，並非如何維持Sámi傳統風貌以供外人「參考」，而是萃練掌握傳承基底融入現代文明中，繼續向前發展開拓族人的生存空間，如此原住民的文化保育問題才不致流於形式而消失於「沈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