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劇場─電影」 跟著《安娜與蘇珊》反思媒介形式
有趣的是，觀眾在網路上和窮劇場位址「壹玖」現場的（投影）螢幕前，都只能觀賞作品一次，準時開演，同場次不重播。暫不論影像鏡框的存在，若只看一次，似乎頗得劇場「不可重複性」之要領；若參與其他場次，又會因為影像重複而感受到錄像「可重複性」之本質。看戲也是觀影。
有趣的是，觀眾在網路上和窮劇場位址「壹玖」現場的（投影）螢幕前，都只能觀賞作品一次，準時開演，同場次不重播。暫不論影像鏡框的存在，若只看一次，似乎頗得劇場「不可重複性」之要領；若參與其他場次，又會因為影像重複而感受到錄像「可重複性」之本質。看戲也是觀影。
戲劇本體與文宣之間斷裂不是問題，真正重要的，反而是如何處理歷史經驗「真空」及其帶來的問題：在一個沒有大規模馬列主義抗爭、更從未因此出現恐怖主義支派的台灣社會，創作者如何跟其中成員談論「恐怖分子的事後哀愁」？這難道不是跟一個涉世未深的毛頭小子宣告笑傲江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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