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任何一部藝文作品，不管其創作者有意無意，總能被引申出某一政治立場。我們可以問，眼前這東西究竟是私語還是吶喊，傾向現狀維持抑或社會改造？當然很多時候我們不這麼問，但不代表別人不這麼想。詮釋，從來不只一種，而占多數的詮釋既影響大家對作品的觀感，又影響社會成員的日常行動。此外，占多數的詮釋也可能與創作初衷背道而馳，到時作者再說「我沒有要這麼做」已經來不及，因為正是「你什麼都沒做」才被多數人做了與你意圖天差地遠的詮釋。因此，一位嚴肅的創作者除了清楚自身意圖，還必須注意自己的表達方式是否可能導致相反的詮釋，特別是換了不同時空、社群和觀眾。

如何讓台灣理解「恐怖分子」？

《可以睡覺》固然有著獨特敘事——由荒誕的場景與對話開始，漸入其現實緣由：實行恐怖攻擊（未遂）後，主人翁的掙扎與反省——但仍能被放在「政治狂熱者自白」的作品系譜中來看。日本在這方面向來不乏深刻探問，特別是與聯合赤軍相關的電影，而其中恐怖分子下場無一不悽慘。對此，一個常見的詮釋是「在倒洗澡水時把嬰兒一起倒掉」：看，社會改良／革命要付出那麼高的代價，還是別搞了吧！誠然有抗爭者徹底否定自身過去，但我們仍能從另一端來解讀：這些「自我批判」的作品只是針對整個批判陣營中的特定派別所為。換句話說，這類作品質疑的是「批判的手段」（恐怖主義）而非「批判本身」，因此是有意針對特定觀眾（如廣義的左翼行動者），欲起提醒之效。在不了解別役實的思想歷程前，將這兩種可能的詮釋鋪陳出來，應是很合理的。

此劇文宣由「從渙散的日常生活中覺醒」（主人翁過去的主張）出發，與時下多項重大社會議題扣連，頗有鼓舞觀眾「向外」聚焦的意圖。然而，戲的邏輯卻可以此段落定調：彼時，只要下定決心，連公民會館都敢炸；而此刻，哪怕已下定決心，卻怎樣都無法入眠，因此「可以睡覺」（安於平凡、回到從前）成了莫大願望。戲劇本體與文宣之間斷裂不是問題，真正重要的，反而是如何處理歷史經驗「真空」及其帶來的問題：在一個沒有大規模馬列主義抗爭、更從未因此出現恐怖主義支派的台灣社會，創作者如何跟其中成員談論「恐怖分子的事後哀愁」？這難道不是跟一個涉世未深的毛頭小子宣告笑傲江湖嗎？如果不處理這個問題，經驗真空所導致的意識形態真空，立刻會被保守的詮釋給填滿：社會批判太恐怖啦！我不要「從渙散的日常生活中覺醒」，我只要「可以睡覺」就好了！至此，原本的兩種詮釋，一經劇本移植與歷史差異之中介，詮釋的力量對比便偏向一方，而這可能產生的後果是可以想見的。

需要面對在地化詮釋的後果問題

本文不是主張創作者必須表白自身立場，也並非否定戲劇詮釋的曖昧性，而是希望提醒：在彼地能起某種功效的作品，在此地未必能，而若某一詮釋在此地占多數又會產生什麼後果？該後果是創作者樂見的嗎？「台灣遊藝行」願意處理這個具歷史縱深的文本，是值得鼓勵的。可是改編不同文化的劇本，始終要面對在地詮釋可能產生的後果問題，這不是將部分台詞換成本地語言與名詞能回答的。或許，一場勾勒觀眾思想輪廓、闡明原作與在地脈絡差異的演前座談仍是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