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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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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創造性矛盾
洪席耶的美學架構於21世紀廣受重視後，出現了一些嚴重誤解。首先，很多學者評家紛紛為作品下標籤，例如A作品屬於美感體制，因此層次較高，而B作品屬於倫理或典範體制，因此層次偏低。 嚴格來說，事情不是這麼看的。 皆屬美感體制 自19世紀「藝術」（Art）的概念確立後，所有禀持這個概念而創作的人都是藝術家，不再是工匠；他們為受眾提供無立即倫理或道德效應的美感經驗，因此他們的成果是「藝術品」，而不是具有實用意義的工具。在此前提下，創作藝術的就是藝術家，創作文學的就是文學作家，無論其作品之藝術成就是高或低。鄭愁予是詩人，平常寫詩的阿貓阿狗也是詩人，因為兩者所依據的藝術概念出於同源。 然而，為何有些作品既是美感體制的產物，實際上卻和倫理或典範體制掛勾？洪席耶認為這是因為美感體制到了20世紀初期出現了路線之爭。一方面有人認為藝術應貼近生活、反映人生，應對現存體制提出質疑。我們可以通稱這一派為「批判藝術」：藝術的價值在於批判精神。有激進型的批判藝術，如政治藝術、控訴文學、抗議歌曲；有溫和派的批判藝術，例如旨在促進社會和諧的關係藝術（relations art），或如帶著強烈倫理訴求的沉浸式劇場（環保！人權！司改！宛如花錢買一堂公民課）。 然而無論激進或溫和，這些作品仍舊屬於美感體制。但是，差別在於這一派的創作者偏離了「無用之用」的初衷，倒過來採取了倫理與典範體制所遵循的「教化模式」。也就是說，藝術家創作時心裡想的是如何喚醒受眾、改變受眾，而這些意圖和原來的美感體制是背道而馳的。 美感體制可貴之處在於讓受眾心裡產生「異識」，讓他們感受有別於日常的「共識」，而且異識模式不帶說教意味，更無色彩鮮明的立場或斬釘截鐵的結論：一切始於what if，也只於what if。因此，一旦美感體制和教化模式掛勾之後，自然出現張冠李戴的現象。其中，最奇怪的當然是對於藝術效應過高的期望，彷彿意味作品頌揚真善美，人們自然受其感化，社會自然真善美。 藝術與人生 近日，台灣電影《白衣蒼狗》榮獲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特別提及獎」，導演曾威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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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書
在阿多諾的語言迷霧中閱讀貝多芬
為了世運今年七月中旬於高雄的開幕，世運主場館的落成音樂會將在五二○舉行，請來匹茲堡交響樂團和維也納市立歌劇院合唱團，再加上實驗合唱團、中山大學音樂系合唱團、高醫大聲樂社成員壯聲勢，在伊東豐雄設計的水滴型結構體中，獻演柴可夫斯基《一八一二序曲》、第九號《合唱》交響曲等曲目。 以貝多芬的《合唱》來為國際體育盛會暖身，為主場體育館滿載測試，構思巧妙，也有弦外之音。二次戰後，美、蘇、英、法佔領柏林，柏林圍牆便是依此築建。二十年前，柏林圍牆倒塌，身為猶太人的伯恩斯坦指揮以巴伐利亞交響樂團為主幹，擴編加入美、俄、英、法樂手，演奏貝多芬《合唱》，見證這二次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走入歷史，政治意味十足。 從阿多諾的筆記中整理出來的書 為何一個活在兩百年前的聽障音樂家，他的作品仍然如此緊扣人心，舉世皆知？甚至被提升到精神的層次，連在屋頂結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的新穎建築都要以他的作品來標誌落成？ 這或許可以用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大將阿多諾在《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中所言來解釋： 貝多芬從來不過時，原因可能無他，是現實至今尚未趕上他的音樂。 按照此書編者Rolf Tiedemann的說法，阿多諾從一九三四年（納粹掌權的第二年）就開始論貝多芬，一九三七年也開始計畫寫書，「從哲學觀點談貝多芬」，甚至到了他去世的一九六九年年初，都還打算寫一本《貝多芬．音樂哲學》。但是終其一生，阿多諾的貝多芬專書，還是只聞樓梯響，不見寫出來（阿多諾倒是早在一九四八年就出版了《現代音樂哲學》），如今這本《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是由「大量備用筆記與少數已完成的文本集合而成」。 阿多諾的思路文字晦澀難解，未竟之作的斷簡殘編，更是如此，讀者極難參透，即使譯者是譯林一把好手，也未必能顧得周全。 書中目次編排分十二章，另有附錄三篇有音樂哲學理念的闡述，有對社會脈絡的剔挑，也有對貝多芬創作時期的分論。但即使是對單一作品的析論，如〈論《莊嚴彌撒曲》〉，也是側重哲學層面，和一般就歷史、結構、技法的分析大不相同。 這是一本極難閱讀的書，也是一本相當危險的書。讀者或許偶而能從漫篇荊棘迷霧中，抓到一兩個自己「有感應」的語句，這可能是進入阿多諾思想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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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2005誠品戲劇節—作家紀事
生命透鏡折射出的炫麗彩暉
班雅明的神秘洞見、楊逵的冷靜義憤、宮澤賢治的世故童話，看似矛盾衝突的素質，在他們生命中衝激結合，組構了奇異的透鏡，再從那無法模仿、複製的透鏡中，折射出永不褪色的光譜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