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 MUSIC
探討近代音樂的「後現代」精神
近年來，當台灣藝文界把「後現代」一詞談論得如火如荼之際，音樂界鮮有類似的「百花齊放」景象出現。原因爲何？是風格指標的不確定？認爲「後現代」一詞在音樂裏不存在？還是避免故意作風格上的分野？本文不打算探索這問題的答案，但試圖從一些現代音樂作品裡透現出「後現代」的指標與訊息。
在後現代文學和戲劇裡，作家基於「反敍事」（anti-narrtive）結構，將截然不同的字或情節拼湊在一起而產生的「拼貼」（collage）和「疊現」（superimposition）效果，早在艾夫斯（Charles Ives）的早期實驗作品裡出現。如《亞美利加變奏曲》（Variations on America,1891？）是由一個單一調性的主體骨幹插人了數段多調性的樂段而構成。這種「疊現」效果，在艾夫斯的中期、和後期作品裡更趨明顯。如《夜裡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 in the Dark, 1906）是由兩個樂隊在二位指揮帶領下「互不相干」地演奏。這種「拼貼」效果與現代藝術的另外二種個性──片段化和不確定性，同時呈現在五、六○年代的歐洲「機遇」作品裡，如史托豪森的〈Klaverstck XI, Nr. 7〉, 1957。這些音樂本身是由多個獨立的音樂事件片段，依隨機性的時間次序擺置或疊合而成。
後現代藝術强調綜合（synthesis），否定了現代主義的純粹性（purity）。後現代的綜合性包括了文化的綜合，打破單一文化的壟斷；風格的綜合，反映出後現代的時間、歷史斷裂觀；和媒體的綜合，突破本身的藝術規位而構成一種新的「整體」藝術。這種「跨文化」與「跨歷史」的個性，明顯地呈現在「泛前衛」（trans-avantgarde）繪畫裡。其實，在近代音樂裡也有類似的手法出現。戴維斯（Peter Maxwell Davies）的《威薩列的聖像》（Vesalii Icones, 1969）則以格里哥利聖歌、狐步舞（Foxtrot）音樂、爵士樂和其他風格極異的音樂爲素材而寫成。貝里奧（Luciano Berio）的《交響曲》（Sinfonia, 1968）引用了巴哈、荀伯格、拉威爾、白遼士、布拉姆斯、貝多芬、華格納、史特拉汶斯基等人的音樂片段；此外，還用「音塊疊層」、「即興」與「序列」等作曲手法，破除風格統一的規律
文字|鍾耀光
試刊號 / 1992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