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
2020年，由獨立策展人鄭慧華、聲響文化研究者羅悅全成立的「立方計劃空間」（TheCube Project Space，以下簡稱「立方」）屆滿10周年，這10年間，「立方」以不同形式，和超過200位創作者、策展人和文化行動者合作過，策劃執行50多檔規模不一的展覽、上百場公眾性的表演和講座論壇活動，這個以研究、計畫為導向的非營利藝文空間，試圖透過創作、實踐和累積的過程，「測繪」出時代的樣貌。
自盧梭羅的《噪音宣言》發表以來，越來越多非傳統定義下的聲音被納入藝術領域之中，而台灣對聲響文化的理解與定義也在改變。長期投入與建置台灣聲響文化資料庫的立方計劃空間策劃「造音翻土」展，拉出戰後迄今六十年的時空軌跡，與台灣的流行文化、藝術創作相對應，除了呈顯聲音本土化的歷程，更讓觀者思考了聲音與自我、生活的互動，遠比想像中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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