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周：扣回亞洲作為一種動態的交流平台，我想兩位是用這種方式在實踐跟尋找，建立點和點的關係與網絡，拓展一種亞洲的概念思考。你們怎麼想像與選擇哪些點？這些點在每一次的策展計畫裡所創造出，或是你們提示出來的這些點跟點所形成的是什麼地圖？

鄭：有參照點才能想像，畢竟差異無所不在。做《現實秘境》時，有兩個層面：一是對命題的思考，於是會想可以和哪些地方串連與結盟？這個展覽2018年巡展到首爾，而在首爾展出的選擇，也是有意義的。我希望通過冷戰時期共同位於第一島鏈相似的歷史經驗，擴大視野與討論。柏林圍牆倒塌往往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時刻，然生活中真是如此嗎？在首爾開幕後的第二天，北韓的首領金正恩跟南韓總統文在寅就在冷戰分治的北緯38度線上世紀一握，那一幕證明了冷戰（及其意識）可能從來都沒有過去。

選擇在什麼地方展覽也有現實因素，比如說當時展覽論壇原本想辦在新加坡，但花費超出預算而作罷。論壇召集人許芳慈推薦吉隆坡，除了經費考慮，多位受邀的新加坡學者也因許多因素使得他們「不在」或已離開新加坡。展覽在首爾和台北、論壇在吉隆坡，台北做中介點，勾劃呈現第一島鏈的各節點所在。雖說如此，我並不會把單一的地理概念當作界定亞洲的唯一面向。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曾經邀請學者黃孫權，以一年的時間舉辦「亞洲的諸眾與社會運動」講座，對我們來說，這即是以另一種能動性的觀點來切入討論亞洲。

周：這個做法跟立群在牯嶺街的策劃呼應。黃孫權用「諸眾和社會運動」，你們用「民眾」或「他者」。有關亞洲的製作、展覽或行為藝術，都在透過不同方法思考歷史下的他者或民眾為何。牯嶺街常處理到的是東北亞的行動，這在台灣比較少見。例如：邀請的韓國或中國的表演者、身體創作者，都是具有高度歷史省思但處於邊緣的狀態，想請你聊一下這部分。

姚：基本上正是邊緣對邊緣。應對現實的做法，不完全合乎我的想像跟理想，還是不得不從知識體系或實踐體系去面對現實。

前幾年策畫ARTWAVE時就明白，以現場的展演來說，台灣要成就這個介面需要一定的資本厚度，要做到最好的質感與底蘊一定要傾「國家之力」；要成就一個完整而豐實的舞台場景，一定是多方資源湊在一起才能達成。像《長夜漫漫路迢迢》是透過台灣、澳門兩個國際藝術節支撐出來。到《脫北者》（2017-2018）則是靠釜山SHIIM劇團、首爾北韓研究大學深淵研究中心，以及窮劇場與身體氣象館通力所籌備的資源，再集結台灣、韓國和馬來西亞的人力，最後才能在首爾演出。

《脫北者》從王墨林發起創作計畫，我接手首爾的製作後，確認了這個題目。韓國劇場自己一直都沒做，而歐美劇場主導的提案與創作接連實現——可以談光州事件、可以談反美，但還沒有人直接談脫北者？！

以跨文化的立場而言，我們的確是帶著非常關心的視線思考這些問題，去看不可抗拒或是無可奈何的背後是什麼。記得區秀詒在做第一次個展《棉佳蘭計畫》、回到吉隆坡時，跟她走在街頭，看到某些殘痕、線索，或是人群的聚集，這可能導引了我如何關注到移工內部的視線，其實也有一種邊緣對邊緣的感覺。我並不是真的一直活在這種世界裡，卻又因為工作本身的內涵與邂逅所吸引、被影響，也在其中增長智慧，增進理解人存在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