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理軸線轉移，倒不如說是從地緣到邊緣的批判思維與策展實驗，推使這場對談向多重的歷史經驗開展——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創辦人與藝術總監鄭慧華，以推廣當代藝術、整合藝術歷史脈絡、聯繫國際與在地網絡為使命，自2010年起開始營運立方計劃空間，讓此處成為一個展場與講座、交流、資料庫功能的複合藝文空間。而2005年起承接牯嶺街小劇場營運的身體氣象館，則由館長姚立群領軍，著重於小劇場發展的文化整體脈絡，希望開創一個多元面向的創意空間，形塑其公共性，成為「亞洲實驗劇場中心」。
在對談中，兩人分別由電影、劇場與視覺藝術領域交互視野。對他們而言，「亞洲」或許僅是一個虛幻概念，當「亞洲不亞洲」反而更能形成意識形態的抵抗。如同展演空間並不只為展演，卻是檔案的匯聚點，以此建構關係與對話的平台，藉由人與人的相遇迸發可能，讓深度的交流在此發生。
周伶芝（以下簡稱周）：亞洲作為一種認識論、一種區域統合技術，兩位在不同的實踐經驗和角色上，怎麼意識到自己在處理「亞洲」？又是如何思考這一概念的發展和影響？
姚立群（以下簡稱姚）：先談我在90年代跨2000年來自於國際影展的經驗。影片會標註地域、背景資料、字幕以及評論等內容，需要雙語化，所以得思考翻譯的問題，比如說（北韓缺席下）韓國要怎麼稱呼？當時覺得採用「南韓」蠻合理的，而且英文也這麼呈現。但是到了做劇場時，進入了另一條交流體系，再確認就採用了「大韓民國」。多年來，涉及劇場和電影的書面細節翻譯，似乎每次都要重新定義，都會痛苦一次。
工作上真正處理「亞洲」，是2003年「亞太小劇場藝術節」，這是以東京發起的「亞洲相遇」（Asia Meets Asia）作為契機而延伸到台北的國際活動。參與的團隊內部有台灣、越南、香港、日本的成員，另外有來自伊朗、孟加拉、印尼的劇團。起因是王墨林想把「亞洲相遇」引介進來，而我剛辦完紀錄片雙年展，覺得經驗上可以嫁接，並說服他與鍾喬主持的「跨界」基金會合作，我也因此展開與亞洲更為真實的相遇。當時在外交部網站上有份公開的「黑名單」，涵蓋了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但伊朗、孟加拉等參與者延續了表演行程，直接在日本的台灣辦事處辦簽證，還算順利地來到台北。可是這樣的交流無法延續，尤其礙於今天台灣與美國結盟的意識形態，要邀請一個伊朗或是中東地區的劇團來台，更顯得困難重重。
鄭慧華（以下簡稱鄭）：申請簽證問題，其實都沒有離現在很遠，與歐美地區的交流向來是容易的，邊緣區域的國家交流則常是困難的。2012年我跟郭昭蘭一起策劃鳳甲美術館的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憂鬱的進步」，當時邀請一組吉爾吉斯坦的藝術家，也面臨簽證問題。他們必須要到很遠的莫斯科或馬來西亞才有可能辦台灣的簽證，僅管如此也不保證會拿到簽證。當時就面臨如何為藝術家買機票的困境，並從中協助做了很多外交聯繫。在這樣的情況下交流，我們討論的亞洲，究竟是以國家地緣政治建立起來的一種關係，抑或是文明與文化間某種共享或差異的概念？而在這兩者之間，有許多屏蔽、邊界、融合、分化的狀況。
姚立群
現任牯嶺街小劇場館長、身體氣象館負責人。長期以製作、國際藝術節與工作坊等推動台灣與亞洲、歐洲等地的表演藝術交流。並舉辦多屆「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與「暗中有戲工作坊」，發展視障者等身心障礙者表演藝術。
鄭慧華
立方計劃空間的共同成立者，以「拓展策展」為實踐，致力於與藝術家、文化行動者及研究者的深度合作，並發展長期的研究暨策展計畫。其策展大多關注自身所處的亞洲與世界的關係、歷史及地緣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