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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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逃逸文本的身體革命
編舞家克莉絲朵.派特(Crystal Pite)與編劇強納森.楊(Jonathon Young)合作的《欽差大臣》(Revisor),展現出身體可以逃逸強大文本邏各斯(Logos)話語操控的路線,往內更深層探索如潛伏在意識形態腦中海馬迴的電流,消融掉身體載具(vehicle)的外形與限制,致使舞台上充滿到處快速竄逃的內在能量,直接撞擊觀者的視線與內心,帶領著去到一處廣袤不知所在的地方,重新喚醒冰封已久的感受與記憶。 基德皮沃現代舞團(Kidd Pivot)改編俄國作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欽差大臣》(1836),一開頭仍舊依照原有的敘事鋪陳,以身體動作搭配預先錄製的口白、對話,講述在俄國某個小城市,正由貪污的市長和一群羣官僚所宰制,當風聞首都已派出微服私巡的欽差大臣時,突然聽說有一位年輕人投宿旅館,於是,就誤認他為欽差大臣,事實上,年輕人是位因賭博浪蕩而辭官返鄉的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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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真相與幻象的辯證中
《山貌》的提問:人類為何渴求真相?
人們大多時候走進劇場,是為了逃避現實,很少聽見有人是要來尋求真相。然而劇場,的確是個探討真相的好地方。以「扮演」為本質的劇場,建立在台上台下共同的「相信」之上,藉由精心打造的幻象,進一步揭露一切的偽裝。如果說,有誰能捕捉狡猾、虛實難辨的真實,或許就是與「真實世界」一牆之隔的劇場。 當然,現在社會已不太談真相。大家更熱中於討論「後真相」。科技進步、媒體發展,似乎不見得能讓真相變得清晰,反而更為混淆。過去,人們說「有圖有真相」,直到圖片開始可以變造,接著是被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的影像,還有得寸進尺的人工智能、深偽技術(Deepfake)。人們曾經相信網際網路可以帶來資訊透明,然而如今卻叫人分不清網路言論的真假,還要整個社會付出沉重代價。所謂的「後真相」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理解為對於真實的追求、尋覓、質疑與挑戰牽動著媒體、霸權、資本與國家,有時引發如陰謀論般的無盡想像(外星人或登月騙局?),有時則讓戰爭一觸即發(訊息成為新戰場) 於是,西班牙塞拉諾先生劇團(Agrupacin Seor Serrano)以「真相」為題的作品《山貌》,不斷讓觀眾相信又質疑台詞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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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
倫理當道
前文(編按)論及洪席耶綜觀西方藝術史,從中整理出3種體制倫理、詩學、美學。咱們一個個來,先從藝術的倫理體制講起。 雖然肇始於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倫理體制不至因時代演進而走進歷史,其行情或因各個時空的氛圍而有起有落,但它未曾消失。而且,在這倫理當道的年代,來自倫理體制的干擾特別喧噪,在在影響藝術創作與評論。 不同的時代各自賦予「倫理」(ethics)不同的意義,我們關心的是現代人的想法。根據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就我們所處年代而言,倫理即指:一套人們賴以感受與評判事物的準則。 倫理訴求 很早以前,倫理與道德(morals)意思相通,並無差別,是後人賦予兩者些微的區分。 它們都和判斷「對錯」、「善惡」有關。但倫理通常指一組實用的規範,例如醫學倫理、法律倫理、運動員倫理、KTV倫理、麻將倫理等等。只要任何人想要持續作為社會或某組織的一分子,倫理即指必須遵守的規則。我們常在媒體看到店家公開道歉,不管是否真誠,他們必須這麼做才過得了商業倫理的門檻。因此,合乎倫理的言行有時發自於內心,有時只是表面功夫。道德則涉及個人核心價值,較深入人心。道德觀源自內在信念,指引個體日常的選擇與行動。有時,個人的道德觀和所處社群的倫理準則或有分歧。例如辯護律師,道德上他認為謀殺應受譴責與制裁,但基於職業倫理,即使明知被告為真凶,他還是得盡其所能為後者辯護。 這年頭倫理當道,無所不在的倫理訴求正在箝制你我的言行。針對任何事件,尤其是透過網路社交平台表態,你我都必須持平地說些公道話,尤其要避免過激或洩漏偏見。因此顧忌,用戶在平台呈現的往往是「倫理的我」,不是真正的我。 打開新聞頻道,不時看到路人甲乙面對鏡頭,認真地告訴大眾這個行為乃「不良示範」或那則言論令人「觀感不佳」。他們說的都是廢話,可為何新聞記者卻認為這種制式採訪有其價值?那是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倫理超級重要。這個情況不只是台灣,而是全世界;由資本主義(市場邏輯)襯底的倫理訴求早已瀰漫全球。有人認為,這股倫理焚風始於1990年代的PC(政治正確)運動,但巴迪烏覺得起點應該更早:1968年學運、工運失敗、世界轉趨保守之後,倫理訴求成了人們卑微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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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
且從洪席耶出發
我們正活在沒有主義的年代。 上個世紀,主義氾濫;寫實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每個 -ism 都有偉大的宣言,皆賦予藝文高操的使命。1960年代之後,後現代主義取代了現代主義,之後更冒出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論述、酷兒理論一棒接著一棒,主義的火炬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似地遞傳不絕。然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主義已大致消失,人們不再妄言或不敢奢言主義。即使在後現代主義的火苗早已滅熄、面臨全面破產之際,人們都懶得正式地為它敲下喪鐘,以致於轟轟烈烈而來卻悄悄然地走了。 「沒有主義」意味「沒有主意」。對於世界局勢、生態丕變、病毒危機、貧富差距、白熱化的歧視與仇恨等等,人類束手無策,只能順勢應變卻想不出治本的藥方。彷彿諸神的黃昏,思想界奧林匹亞的智者們的腦袋再也孵不出新的主義。 何以致此?我想搞懂。即便是藥方難產,甚或情況已無可救藥,我還是想搞清楚咱們所處的年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這樣的年代對藝文生產有何深遠影響。 說來話頭長,權且從法國當代哲學家洪席耶講起。幾年前我發表《別預期爆炸:洪席耶論美學》,不加詮釋地介紹這位哲學家對藝術的看法。很多朋友跟我說看不懂,其實他們只是沒耐心,不想搞懂。另一方面,不少讀者對洪席耶有所誤解,例如以為「洪席耶反對政治藝術(political art)」。於此,我想藉此專欄釐清一些觀念,先跟大家談談洪席耶帶來的啟示,再來一步步推展至和時代精神相關的話題。 首先,一些基本概念有其必要。 倫理體制 洪席耶回顧西方藝術的發展,從古希臘時代一直到21世紀歸納出3種主要模式並以「體制」名之,因為各個模式不但對藝術有特定要求,且規範了藝術的實踐與評價,儼然具約束力的制度。 最早出現的是藝術的倫理體制(ethical regime of art),以柏拉圖的哲學為其源頭。簡單而言,倫理體制認為藝術就是「模擬」,但對於模擬的「失真」耿耿於懷:模仿再高明也不可能和本尊一模一樣,因此藝術只是真實的替代品,總讓人感到遺憾,甚至失落。對這個體制而言,一個作品的構想新穎與否、美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