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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o 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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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重演過往、理解當下，在全球化時代維護差異
瑞士劇場導演米洛．勞（Milo Rau）向來不畏懼在作品中處理複雜又多重的現實，從旁人眼光看來，他似乎總在尋找燙手山芋。畢竟他接手比利時根特劇院（NTGent）時說得很清楚：劇場不再只是描繪世界，而是要去改變它（註）。 去年，他交出卸任前最後一張成績單：《安蒂岡妮在亞馬遜》（Antigone in the Amazon，2023）。這個跨越疫情、歷時4年的作品，是他繼著眼伊拉克北部的《奧瑞斯提亞在摩蘇爾》（Orestes in Mosul，2019）和義大利難民營的《新福音書》（The New Gospel，2020），再度以西方經典文本與他方碰撞、交融，處理受跨國政治與經濟衝擊之地域和人們的作品。 這篇專訪從勞的劇場實踐出發，探究他新、舊作間相承的觀點與創作方法，包括他對遷徙與全球化的觀察，還有如何以劇場回訪特定時刻，在重審中帶來當下新的理解。 Q：今日亞馬遜雨林和當地原住民的處境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影響，用劇場處理這般棘手的主題，讓人想起你提出的全球寫實主義（global realism），呼籲劇場和觀眾在全球化的時代，重新思考寫實主義的涵義。你如何從全球寫實主義的觀點來處裡像是《安蒂岡妮在亞馬遜》裡的議題？ A：全球寫實主義對我而言是一種實踐。全球化的社會就是透過外包產生全球性經濟連結，例如很多瑞士企業在中非或南美都有商業活動。要理解今天的歐洲，不能忽略歐洲的前殖民地。全球寫實主義想要採用全球經濟、全球媒體或是全球文化的視角，而《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和我前幾個作品都用這種方式：把古代神話放到一個將它們全球化的脈絡中。如果在歐洲做《安蒂岡妮》，我不會找到什麼跟過去不同的東西。也許會更了解歐洲當地生活，但無法了解全球現實。 劇場跟真正的合作有關，不是靠一些案頭研究就能做出全球化的《安蒂岡妮》。要花很多時間，到亞馬遜去，跟他們合作、跟他們站在一起，這和做新聞採訪不同。這個作品名稱可能也不完全正確，實際上是另一個安蒂岡妮要到歐洲，或是歐洲要去拜訪亞馬遜的安蒂岡妮。不同地方的觀眾也會跟他們自身殖民、掠奪自然資源的狀況，或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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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抗爭，但我們可以團結起來──米洛．勞X馬躍．比吼
米洛．勞（Milo Rau）的作品總是直面暴力且敏感的社會議題，而他說，所有作品的創作契機都是因緣際會，《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同樣也是。2019年，米洛．勞帶著作品《重述：街角的兇殺案》來到巴西聖保羅演出，幾位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MST）成員正好也來觀戲，戲後，這些人邀請米洛．勞一起合作，才有了作品《安蒂岡妮在亞馬遜》。 在巴西，土地壟斷在七大家族手裡，造成農民沒有土地、許多土地也無人耕種，1984年，這些農民開始推動無地農民運動，其中一部分成員是巴西原住民，他們占領土地，建立耕地、學校、劇場的家園，至今約有50萬個家庭。1996年，巴西警察鎮壓無地農民運動，19位成員遭到屠殺。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以著名希臘悲劇為框架，隱喻傳統文明對抗現代資本主義。由3位根特劇院全球劇團成員於舞台上表演，與包括當年大屠殺倖存者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成員於螢幕上交替互動演出。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演出前，國家兩廳院舉辦「創作中的抗爭，抗爭中的創作」講座，由政大新聞系教授方念萱擔任主持人，導演米洛．勞與長期爭取原住民權益的藝術家、教育工作者馬躍．比吼（Mayaw Biho）對談，本文節錄自講座現場。 原住民與烏托邦 當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前來邀請時，米洛．勞幾乎是立刻答應合作，他說：「對我來說，MST就是一個烏托邦，一種理想的未來，是公民社會重新把權力奪回來的方式。」 這是來自巴西北方亞馬遜森林的故事。最早可以回溯至19世紀末，非洲奴隸逃到此處，在森林裡建立自己的家園、與當地原住民共存說起，然而隨著移民者的入侵，衝突也從此不斷衝突、抵抗，是米洛．勞作品裡貫穿的精神。不過米洛．勞強調，這不單單是原住民與移民者之間的對抗，其中還包括巴西土地爭議、與社會主義的政治抗爭，還有LGBTQ+的困境，「這些衝突結合在一起，顯得這個故事是如此現代化，才讓我們有機會把它搬至舞台上。」 這是米洛．勞第一次來到亞洲，在抵達台灣之前，他並不知道台灣也有原住民，而他後來發現，台灣的原住民議題其實跟巴西很相似。講座前幾日，米洛．勞與馬躍．比吼初見面時，談及台灣是否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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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占領經典 再創現實《安蒂岡妮在亞馬遜》 反抗剝削全球的資本主義
15年來，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透過交融再現與紀實的手法，讓演出不再只是描繪現世的舞台意象，而成為介入真實的政治手段。這種化譬喻為行動的創作突破藝術的既定框架，讓人重新省思歷史脈絡、社會議題、文化認同、個人觀感之間的糾結。從根特劇院到維也納藝術節，米洛．勞企圖喚醒多元族群的沉默之聲，引爆挑戰主流價值的爭議話題，拓展具有全球視野的討論空間。《安蒂岡妮在亞馬遜》（Antigone in Amazone）結合希臘悲劇與巴西抗爭者的運動，是實踐「感性政治劇場」的最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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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溫蒂．馬丁：創作與價值必須攜手前進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無論國際或在地，正面或負面。 A：我想疫情讓我們更關注「在地」議題與社群。畢竟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所能施與的影響力，全都局限於周遭鄰里。這對我來說是很正面的，在地社群變得重要無比，我們也開始傾聽彼此的故事。我同時想到我在「伯斯藝術節」（Perth Festival）的最後一項任務，是從柏林邀來一齣非常精采的歌劇作品，一路從伯斯巡演到阿德雷德、紐西蘭，整個團隊有128人。現在回想，當我們此刻對日漸嚴峻的氣候議題有更多意識後，也開始省思這類大型巡演的真正意義與必要性。 回到這個問題，疫情迫使我們思考國際移動與限制，也有愈來愈多藝術家開始研究如何創作「概念」，並帶著「概念」進行國際巡演。像里米尼紀錄劇團這樣的團隊，便相當擅長設定概念後，在不同的城市因地制宜演出。 這件事也延伸到社群參與與共同創作。以我曾經邀展的《Museum Of Water》為例（原初版本是在倫敦啟動），計畫目的是邀請大家用容器盛裝液體帶到展覽現場，分享關於這些液體的故事。舉例來說，大家提到水通常會覺得是藍色的，但對澳洲原住民來說，可能會因為地形地貌不同、抑或水資源的稀缺，而出現不同顏色；有時，「水」也會帶來精神層面的連結。讓大家述說自己的故事，似乎已成為近年創作計畫的重要路線。觀眾不再滿足於走進劇場，看完演出鼓掌叫好，而期待能有更深的連結與參與。這或許也是疫情進一步深化的影響，讓人們更渴望交流連結。藝術節存在的意義，正是要探索藝術創作如何促成彼此理解。不過，巡演有時也和環境考量相違背（意指能源消耗）。我們到底該如何在深入接觸與減少移動消耗之間取得平衡？我想大概沒人有答案。 Q：社群參與和共同創作是否也影響了組織結構？ A：我會說這是近年另一趨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藝術節或場館總仰賴藝術總監全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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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導演米洛．勞7月起接任維也納藝術節總監
「我想要以維也納藝術節（Wiener Festwochen）的偉大傳統為基礎，創造一個神話般、強大、又富爭議性的藝術節。它應該要是能跟每個人站在一起，為每個人而發生的藝術節：一個讓眾多聲音並存、形式多樣，充滿熱情和戰鬥力的世界劇場。一個屬於維也納和這個世界的藝術節。」將於今年7月接任維也納藝術節（Wiener Festwochen）藝術總監的瑞士劇場導演米洛．勞（Milo Rau）在新聞稿中強調。 米洛．勞的作品常直接以歷史、社會與政治事件為題，梳理並揭露事件深層與多面向的真實，並以細緻敘事手法著稱，被評論稱為「感性的政治劇場」（sinnliches und politisches Theater）。他在2018年接手比利時根特劇院（NTGent）時發表了〈根特宣言〉（The Gent Manifesto），聲明「劇場裡呈現的，不再只是描繪世界。這是關於改變它。目的不在描繪真實，而是使真實本身再現。」提問「戲劇能為現實做什麼？」，並試圖在根特建立一個可以專事國際巡迴演出，屬於「全球的人民劇院」。而今，他即將切換城市與文化視野，進駐維也納，任期5年。 維也納藝術節在每年5月和6月間舉行，以戲劇、歌劇和舞蹈為主，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與團體參演，約莫是 40 部作品、175 場演出、70 場音樂會的規模，每年約有18萬人次參與，非常考驗組織者的國際人際網絡及動員力。宣布接任同時，米洛．勞也宣告合作名單上會有德國劇場導演帕西弗（Luk Perceval）、比利時編舞家布拉德勒（Alain Platel）和西班牙導演暨表演者安婕莉卡．利德爾（Angelica Liddell）。他也將在來年藝術節中發表結合現實中亞馬遜地區原住民進行的抗爭與古希臘悲劇《安蒂岡妮》的新作，評論家認為：「此作將在公眾視野下，挑起長時間的討論，遠比傳統、古典的劇場裡能看到的任何作品都還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