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無論國際或在地，正面或負面。 

A：我想疫情讓我們更關注「在地」議題與社群。畢竟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所能施與的影響力，全都局限於周遭鄰里。這對我來說是很正面的，在地社群變得重要無比，我們也開始傾聽彼此的故事。我同時想到我在「伯斯藝術節」（Perth Festival）的最後一項任務，是從柏林邀來一齣非常精采的歌劇作品，一路從伯斯巡演到阿德雷德、紐西蘭，整個團隊有128人。現在回想，當我們此刻對日漸嚴峻的氣候議題有更多意識後，也開始省思這類大型巡演的真正意義與必要性。

回到這個問題，疫情迫使我們思考國際移動與限制，也有愈來愈多藝術家開始研究如何創作「概念」，並帶著「概念」進行國際巡演。像里米尼紀錄劇團這樣的團隊，便相當擅長設定概念後，在不同的城市因地制宜演出。

這件事也延伸到社群參與與共同創作。以我曾經邀展的《Museum Of Water》為例（原初版本是在倫敦啟動），計畫目的是邀請大家用容器盛裝液體帶到展覽現場，分享關於這些液體的故事。舉例來說，大家提到水通常會覺得是藍色的，但對澳洲原住民來說，可能會因為地形地貌不同、抑或水資源的稀缺，而出現不同顏色；有時，「水」也會帶來精神層面的連結。讓大家述說自己的故事，似乎已成為近年創作計畫的重要路線。觀眾不再滿足於走進劇場，看完演出鼓掌叫好，而期待能有更深的連結與參與。這或許也是疫情進一步深化的影響，讓人們更渴望交流連結。藝術節存在的意義，正是要探索藝術創作如何促成彼此理解。不過，巡演有時也和環境考量相違背（意指能源消耗）。我們到底該如何在深入接觸與減少移動消耗之間取得平衡？我想大概沒人有答案。

Q：社群參與和共同創作是否也影響了組織結構？ 

A：我會說這是近年另一趨勢。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藝術節或場館總仰賴藝術總監全權決定，維繫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但這套做法現在行不通了。人們愈來愈重視合作與集體決策，品味也不再是一人說了算。比如伯斯藝術節與雪梨歌劇院，現在也都有原住民策展人專門負責原住民創作的邀演與委製。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類似轉變。

Q：就你看來，表演藝術今日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

A：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會是我們如何在分享創作的同時，又能盡到自已的責任，且彼此關照。我認為「關照」（care）會是表演藝術接下來非常重要的關鍵字，如何關照他人、關照環境，如何照顧觀眾、提供安全的創作環境，讓大家能安心地分享故事。這概念新嗎？我不確定。但我相信這會是未來的責任。過去你走進劇場、面對一些可能觸發創傷經驗的作品，是不會有人預先警告的。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們必須更照顧團隊彼此，也必須照顧觀眾心理。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Q：矛盾的是，有時候我們覺得「受苦」才能創造偉大藝術。

A：這讓我想到有次我在「布魯塞爾國際藝術節」（Kunstenfestivaldesarts）看到米洛．勞（Milo Rau）關於虐童、殺童的《五件簡單作品》（Five Easy Pieces），這大概是我這輩子看過最精采的作品之一，取材自真實新聞事件，態度挑釁，結構巧妙，帶有一種驚世駭俗的毛骨悚然，卻又不失人性。

但我心裡實在過不去，沒辦法就這樣決定邀演這齣戲。想到台上才8歲的女演員／小女孩，她甚至光著身子說故事——這樣的演出經驗會為她造成什麼影響？10年、20年後會不會是另一種創傷經驗？我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又要怎麼面對他人可能的質問？我和當時阿德雷德藝術節的各組同事討論此事，他們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最後，我們共同決議不邀演這齣戲。即便作品再好，我還是會質疑它對小演員造成的影響。

我想這也回應了你最一開始的提問。如今藝術生態最大的改變，是創作與價值必須攜手前進，沒有孰先孰後這回事。製作人在行政、財政事項之外，也必須時刻探問：「說故事的是誰？這樣說／做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