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
典範的問題
之前論及由亞里斯多德奠基的詩學體制裡較偏美感的面向，並指出美學規範乃必要之惡，否則創作與評論便無標準可言而各說各話。本文將轉移焦點，討論詩學體制的另一層面，即和觀感有關的「典範」概念，以及它所涉及的代表性與分配問題。
分配不均
亞里斯多德認為文學應呈現有分量的人物與具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崇高的悲劇應以王公貴族的事蹟為題材，等而下之的喜劇則應以一般民眾（商人、僕人、妓女）為主要人物。換言之，權貴階級才是典範，庶民則不登大雅之堂。
這個概念影響深遠，西方悲劇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千篇一律地以王族興衰為典範，一直到19世紀下半君權體制瓦解之後，中產階級才逐漸占據舞台，成為新典範。若說寫實主義是中產階級代言人，自然主義則大半為底層發聲，例如左拉的小說或高爾基（Maxim Gorky）名劇《底層》（The Lower Depths）。但隨著自然主義沒落（因其狹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已無力解釋複雜的現代社會），底層人士再度成為文學戲劇裡較沒分量的一群。
典範體制的問題在於：怎麼這麼巧，現實生活裡沒有聲音的階層，剛好在文學、戲劇、影視的呈現裡也少有能見度？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政治影響藝術、藝術呼應政治的結果。「美學即政治」雖是陳腔濫調，但不無道理：台灣的弱勢團體在政治上少有聲音，在藝文領域裡也相對應地沒啥能見度。就此層面來看，詩學體制的典範主張是保守的，意在捍衛體制、維持現狀，而且來到21世紀，在倫理掛帥與市場邏輯匯流之下，創作愈趨保守了。
從禮儀到髒話
詩學體制管很寬，無論題材、比例或基調都有要求。亞里斯多德崇尚中庸之道，因此認為尤里比底斯（Euripides）的悲劇因不知節制而層次不高。他主張「適度」的美德，而這個主張到了17、18世紀年代更受重視，只是換了字眼：「禮儀」。也就是說，主流社會認為無禮的題材或言語都不該見光。《娃娃之家》（編按）的情節涉及性病時，易卜生只以暗示性的對白呈現，但光是如此已經把體面的觀眾給氣瘋了，頑強的易卜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下部劇作《群鬼》直接透過人物口中說出「梅毒」，當場嚇昏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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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紀蔚然
第359期 / 2024年0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