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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的問題
(Norman Normal 繪)

之前論及由亞里斯多德奠基的詩學體制裡較偏美感的面向,並指出美學規範乃必要之惡,否則創作與評論便無標準可言而各說各話。本文將轉移焦點,討論詩學體制的另一層面,即和觀感有關的「典範」概念,以及它所涉及的代表性與分配問題。

 分配不均

亞里斯多德認為文學應呈現有分量的人物與具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崇高的悲劇應以王公貴族的事蹟為題材,等而下之的喜劇則應以一般民眾(商人、僕人、妓女)為主要人物。換言之,權貴階級才是典範,庶民則不登大雅之堂。

這個概念影響深遠,西方悲劇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千篇一律地以王族興衰為典範,一直到19世紀下半君權體制瓦解之後,中產階級才逐漸占據舞台,成為新典範。若說寫實主義是中產階級代言人,自然主義則大半為底層發聲,例如左拉的小說或高爾基(Maxim Gorky)名劇《底層》(The Lower Depths)。但隨著自然主義沒落(因其狹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已無力解釋複雜的現代社會),底層人士再度成為文學戲劇裡較沒分量的一群。

典範體制的問題在於:怎麼這麼巧,現實生活裡沒有聲音的階層,剛好在文學、戲劇、影視的呈現裡也少有能見度?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政治影響藝術、藝術呼應政治的結果。「美學即政治」雖是陳腔濫調,但不無道理:台灣的弱勢團體在政治上少有聲音,在藝文領域裡也相對應地沒啥能見度。就此層面來看,詩學體制的典範主張是保守的,意在捍衛體制、維持現狀,而且來到21世紀,在倫理掛帥與市場邏輯匯流之下,創作愈趨保守了。

從禮儀到髒話

詩學體制管很寬,無論題材、比例或基調都有要求。亞里斯多德崇尚中庸之道,因此認為尤里比底斯(Euripides)的悲劇因不知節制而層次不高。他主張「適度」的美德,而這個主張到了17、18世紀年代更受重視,只是換了字眼:「禮儀」。也就是說,主流社會認為無禮的題材或言語都不該見光。《娃娃之家》(編按)的情節涉及性病時,易卜生只以暗示性的對白呈現,但光是如此已經把體面的觀眾給氣瘋了,頑強的易卜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下部劇作《群鬼》直接透過人物口中說出「梅毒」,當場嚇昏很多人。

19世紀末期,以易卜生為先鋒的西方現代戲劇,終於打破了詩學體制的束縛,開始無禮了。除了題材葷素不拘,語言也得到解放。「梅毒」打開了戲劇對白的潘多拉盒,但髒話得等到1960年代左右才浮上檯面。以“FUCK”為例,據說英國劇評家Kenneth Tynan於1965年訪問時脫口而出,首創在電視上說出F字的先例。據說,由庫伯力克(Stanley Kubrick)執導之《奇愛博士》(1964)是第一部出現F字的美國電影,另外,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則宣稱他所執導的《外科醫生》(1964),是美國主流片廠制度下第一部使用F字的創舉。至於戲劇舞台上,到底由哪位劇作家首開先河,可惜還沒查到。唉,宇宙中也有Google無言以對的時刻。

新分配、新組合

然而,在髒話已不足為奇的年代,F字本身不再代表叛逆或顛覆。如果英美兩國的影視產品有點真實性的話,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顯然不用F字就不會講話;F字對他們來說既是動詞,也是名詞、形容詞、語助詞、發語詞、填充詞;既是驚嘆號,也是逗號和句點。

以上討論並不是因為我對髒話著迷,而是意在指出破除禁忌有時效的問題。舊典範勢必被新典範取代,而新典範勢必僵化而帶給創作者新束縛。以往髒話是離經叛道,如今則司空見慣,對受眾早已不具威脅。同樣的道理,以弱勢族群或所謂「小人物」為題材的作品未必是好藝術的保證,有些只是政治正確或媚俗的東西。

對洪席耶來說,藝術的意義在於重新分配讓人可感的事物,進而呈現新組合,暗示新的可能性。《寄生上流》從底層的角度仰望並凝視上層階級,因此重新分配了主客觀的位置,《魷魚遊戲》則是從上層階級的高度俯視底層社會,以致潦倒人士雖為視野焦點,但他們猶如懸絲木偶,毫無主體可言。換言之,《魷魚遊戲》其實只複製了古羅馬競技場,談不上重新分配或新視野。

編按:亦譯為《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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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2024/03/25 ~ 202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