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
隱身在通俗劇背後的歷史現實思考
那一年，我和同學一起在系學會編輯系刊，我們選擇了1960年代為主題，從各個不同面向切入，嘗試在大約兩個報紙版面的篇幅中，勾勒出特定時代的面貌，人小志氣大，卻不知無意間碰觸了大人們的禁忌。我負責的文章，其實應該與政治無涉：香港邵氏電影公司1963年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港兩地引發的熱潮，反串梁山伯的凌波訪台時，萬人空巷爭睹「梁兄」的景觀，或許更勝今日韓團降臨的場面。在文章中，我約略提及「白色恐怖」時期以補充時代背景，卻沒想到這一點卻惹出小小事端：當時的系主任在系辦公室約談我，正告我「白色恐怖」是對岸政權用語，用以描述國共鬥爭期間，國民黨在控制區域內對地下黨人的搜捕鎮壓，不宜用在台灣戰後歷史論述當中。
這小小的風波，沒有對我和同儕帶來什麼禍端，在當時的政經社會變動裡，連大時代的小小註腳都稱不上，如今回想，卻仿若預言般地點出了個人生命和國家命運未來的演變。解嚴之後，「白色恐怖」一詞，成為威權統治時期無可抹滅的標記，錯、假、冤，定義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現實，卻在東亞地緣政治愈趨緊張的此時，成為意識形態對峙的焦點。（日前，某政黨主席出席白恐受難者組織活動所引發的爭議，反映政治現實，也突顯了歷史詮釋的「因時制宜」）
文字|陳正熙
官網限定報導 2026/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