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那一年，我和同學一起在系學會編輯系刊，我們選擇了1960年代為主題，從各個不同面向切入，嘗試在大約兩個報紙版面的篇幅中，勾勒出特定時代的面貌，人小志氣大，卻不知無意間碰觸了大人們的禁忌。我負責的文章，其實應該與政治無涉：香港邵氏電影公司1963年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港兩地引發的熱潮，反串梁山伯的凌波訪台時，萬人空巷爭睹「梁兄」的景觀，或許更勝今日韓團降臨的場面。在文章中，我約略提及「白色恐怖」時期以補充時代背景，卻沒想到這一點卻惹出小小事端：當時的系主任在系辦公室約談我，正告我「白色恐怖」是對岸政權用語，用以描述國共鬥爭期間，國民黨在控制區域內對地下黨人的搜捕鎮壓，不宜用在台灣戰後歷史論述當中。

這小小的風波，沒有對我和同儕帶來什麼禍端，在當時的政經社會變動裡，連大時代的小小註腳都稱不上，如今回想，卻仿若預言般地點出了個人生命和國家命運未來的演變。解嚴之後，「白色恐怖」一詞，成為威權統治時期無可抹滅的標記，錯、假、冤，定義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現實，卻在東亞地緣政治愈趨緊張的此時，成為意識形態對峙的焦點。（日前，某政黨主席出席白恐受難者組織活動所引發的爭議，反映政治現實，也突顯了歷史詮釋的「因時制宜」）

同黨劇團新作《國語課》，就選擇了一個難以用「錯、假、冤」明確定義的真實案件——「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1949）——為題，從私人感情、人情義理的角度切入政治課題，嘗試對「白色恐怖」的討論，提出更貼近個人生命情境的視角。

《國語課》借「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的事件梗概為題，但以虛構人物和情節，描述郵電工人周足如何受到國語訓練班老師謝曼春的引領啟發，而對自己與本省籍同仁所受差別待遇有所意識，進而集結同僚以實際罷工行動，爭取「歸班（納入正式編制）」和「同工同酬」的公平待遇，卻遭到當局鎮壓，有左翼背景的謝曼春也被收押、嚴刑拷問，甚至定讞槍決。編導在這個勞工運動的敘事主軸中，穿插同樣虛構的日據時代傳奇人物吳金玉，仗義勇為的事蹟，呼應郵電勞工對抗威權的勇氣與意志，突顯左翼在不同政治時期的相同命運。

《國語課》的敘事主軸，是周足與謝曼春在國語訓練班中的師生情誼，由此衍生出周足的思想覺醒，她與同儕的抗爭行動，與姊姊周滿的矛盾，和最終的鎮壓。編導對師生兩人如何透過「語言」建立私人情感關係，有大量著墨，以通俗劇的角色塑造和敘事鋪陳，強調戲劇動作的情感面向。全女性的選角策略，不僅呼應真實案件中，女性教師（地下黨人）與郵電工人的重要性，也與劇團過往作品（《灰男孩》與《父親母親》）一樣，藉同性曖昧情愫的描繪，從「性別政治」角度理解「白色恐怖」。

這樣的創作思考，強調了角色的個人意志與生命抉擇，卻也相對淡化了人際關係與政治現實的內在矛盾與複雜性，迴避了作為主題的抗爭運動中，至為關鍵的一些問題：謝曼春的地下黨人身分，如何決定她在國語訓練班中吸收組織成員的策略？她與周足透過語言（國語、台語）而建立的關係，在情感以外隱含著什麼樣的政治動機和階級╱權力差異？國民黨的收買與布建，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如何複雜化工會的內在矛盾？郵電工人的抗爭行動，曾經獲致什麼樣的具體成果（如「歸班」問題的解決），又如何引發國府情治單位的秋後算帳，乃至於之後的「白色恐怖」鎮壓？這場抗爭運動，在台灣戰後的政治變動，工人組織運動的脈絡中，具有什麼樣的關鍵地位或重要性？

接近通俗劇的敘事策略，終究還是局限了我們對劇中人物的理解，對歷史╱現實對映關係的思考。

演員的個別表現與整體默契，都相當整齊，配合導演流暢的舞台調度和動作設計（王珩），展現成熟的演出面貌。大甜的謝曼春體貼親切，但會讓我們忘記她身兼地下黨人的身分，應是敘事策略與角色設定的問題，吳靜依的周足，從天真怯懦到自信堅定的轉變，許照慈的周滿，在個人利害與姐妹情感間的糾結，林唐聿的反串（貞文），她與劉毓真在不同立場角色之間的轉換，都能讓人信服。舞台設計（林仕倫）以課桌椅的堆疊排組，建立、變換戲劇空間的設計想法，呼應作品主題，但實際執行確有難度，服裝（鄒佩宜）有質樸的時代感，燈光設計（郭欣怡）和音樂設計（蔣韜），為演出的氛圍都有適切的貢獻。

在台灣的各種公共論述當中，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歷史教育、媒體景觀，左派思考本就罕見，加上愈演愈烈的兩岸對立局勢，原本應該是單純的理念辯證，就很容易被當作情緒操控（gaslighting）的手段，而引發焦點模糊、難以釐清的意氣之爭。因此，在面對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的時候，有關台共、地下黨員、馬克思主義信徒的部分，就容易成為複雜的道德難題。以「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為例，地下黨人計梅真和錢靜芝（謝曼春的原型）的伏法，黨國威權對本省籍郵電員工的追捕審判，是否為穩定政局，或時代氛圍中的「必要之惡」？從今天的視角回顧這段歷史，兩岸日趨緊張的對峙關係，又如何影響了我們對他們的同情？對左翼思想的態度？

勞動史學者陳柏謙對「郵電案」的研究（《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做出「嘗試建立一個『省籍（族群）為表，階級、真正民主為裡』的白色恐怖案件與地下黨人的歷史詮釋取徑，真正還原這一批當年試圖以行動改變歷史發展的『理想主義者』」，與「當前的『民主化論述』與『轉型政治論述』進行實際對話，甚至交鋒的迫切工程」的結論，《國語課》的取材，其實正呼應這樣的訴求，同時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辯證性，有機會成為政治劇場，或「辯證劇場（dialectic theatre）」的絕佳範例，可惜受限於通俗劇的格局，而力有未逮，卻也因此更突顯了繼續反思的必要：接受任何歷史呈現╱詮釋之必然不足，抗拒簡單的黨派立場、是非評價，致力碰觸更深刻細緻的內在差異（nu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