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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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沒有主義的年代
必要之惡
之前幾篇論及倫理體制的訴求,以及它對當代藝術發展的影響,現在輪到歷史同樣久遠、威力同樣不減的藝術之詩學體制(poetic regime of art)。 詩學體制創始於亞里斯多德。他所指的詩學(poetics)不是光指寫詩的藝術,還包括創作戲劇的藝術,後來它的指涉更為廣泛,小說有詩學,電影有詩學,紀錄片也有詩學。 藝術的與政治的 在洪席耶的術語裡,詩學體制又稱「典範體制」(representative regime)。我之前跟著別人將它譯為「再現體制」,如此並無大錯,但「典範」較能表達洪席耶的觀點:再現(representation)和模擬(mimesis)有關,字面本身並未涉及取捨的問題,「典範」則指「該選什麼題材或人物再現」,以及「選擇再現的事物是否具備代表性」。典範的意思就是:分量要夠,代表性要強。 因此這個體制有其技巧面,訴諸美感的一面,亦有其政治面,訴諸觀感的一面。這兩面實為一體,難以二分;當一個作家思考要不要將某個元素加入(或剔除)作品時,他同時在設想藝術與政治兩個層面。但為了方便解釋,咱們先從技巧面談起。 亞里斯多德論及悲劇時提出6大元素,並給予優先順序:情節、人物、思想、文字、音樂、景觀。他從上個世紀留下的多部作品中歸納出這個順序,原本有其描述的成分,然而一旦被後人視為圭臬,他的詩學自然成為體制。 既然是規範或法則,就得面對時間的考驗及後人的挑戰。到了文藝復興的悲劇,人物與思想已和情節平起平坐;較之於伊底帕斯,哈姆雷特和李爾王可複雜多了。在18、19世紀期間的通俗劇裡,情節奪回了王座,然而到了荒謬劇場,情節已失去分量;時間再往前推到20世紀末期以降,人物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參考《人物的死亡》〔The Death of Character〕)。至於現今流行的音樂劇,音樂和景觀至為重要,思想則可有可無。 小說的發展有點類似,傳奇小說的年代情節舉足輕重,到了海明威時期,情節卻被視為毒藥。以1990年代以降的台灣小說為例,文字凌駕其他元素之上,它自我繁殖,囈語聯翩無窮盡,以致情節走失在文字迷宮裡,因此才會出現「現在的小說家已經不會說故事」這種有點道理但沒切中要點的批評。 有憑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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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書房
變革或治療?
《被壓迫者劇場》討論的不僅是劇場理論或實際的革命性變革而已,而更是如何復甦觀衆(也是民衆)在劇場或現實人生中的主動性。在系列性的民衆戲劇工作坊中,讓參與者經由彼此的「對話」,以身體來進行論述,波瓦的理論因而得以延伸到實際的層面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