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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街角的兇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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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重演過往、理解當下，在全球化時代維護差異
瑞士劇場導演米洛．勞（Milo Rau）向來不畏懼在作品中處理複雜又多重的現實，從旁人眼光看來，他似乎總在尋找燙手山芋。畢竟他接手比利時根特劇院（NTGent）時說得很清楚：劇場不再只是描繪世界，而是要去改變它（註）。 去年，他交出卸任前最後一張成績單：《安蒂岡妮在亞馬遜》（Antigone in the Amazon，2023）。這個跨越疫情、歷時4年的作品，是他繼著眼伊拉克北部的《奧瑞斯提亞在摩蘇爾》（Orestes in Mosul，2019）和義大利難民營的《新福音書》（The New Gospel，2020），再度以西方經典文本與他方碰撞、交融，處理受跨國政治與經濟衝擊之地域和人們的作品。 這篇專訪從勞的劇場實踐出發，探究他新、舊作間相承的觀點與創作方法，包括他對遷徙與全球化的觀察，還有如何以劇場回訪特定時刻，在重審中帶來當下新的理解。 Q：今日亞馬遜雨林和當地原住民的處境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影響，用劇場處理這般棘手的主題，讓人想起你提出的全球寫實主義（global realism），呼籲劇場和觀眾在全球化的時代，重新思考寫實主義的涵義。你如何從全球寫實主義的觀點來處裡像是《安蒂岡妮在亞馬遜》裡的議題？ A：全球寫實主義對我而言是一種實踐。全球化的社會就是透過外包產生全球性經濟連結，例如很多瑞士企業在中非或南美都有商業活動。要理解今天的歐洲，不能忽略歐洲的前殖民地。全球寫實主義想要採用全球經濟、全球媒體或是全球文化的視角，而《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和我前幾個作品都用這種方式：把古代神話放到一個將它們全球化的脈絡中。如果在歐洲做《安蒂岡妮》，我不會找到什麼跟過去不同的東西。也許會更了解歐洲當地生活，但無法了解全球現實。 劇場跟真正的合作有關，不是靠一些案頭研究就能做出全球化的《安蒂岡妮》。要花很多時間，到亞馬遜去，跟他們合作、跟他們站在一起，這和做新聞採訪不同。這個作品名稱可能也不完全正確，實際上是另一個安蒂岡妮要到歐洲，或是歐洲要去拜訪亞馬遜的安蒂岡妮。不同地方的觀眾也會跟他們自身殖民、掠奪自然資源的狀況，或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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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gger Picture
戲劇，是重複，還是重述？
在看他的作品時的我，是全面打開，感受著情感與思考的同步衝擊，因而比別的時候興奮、快樂儘管，它也讓我面對哀傷、憤怒、無明。 在一個又一個片刻組成的脈絡裡，文化差異彷彿只是語言不同而已，由於他的直接，和作品呈現的透明，我與本來遙遠的世界的距離便拉近了許多，並且想往前再多踏出幾步。 這是一種把人從劇場帶出去的動力，猶如穿過虛幻，去找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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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瑞士劇場導演
米洛．勞 劇場裡有意義的事，在於傾聽與同理
年輕時曾說過自己的人生志願是：社會學家、藝術家、戰地記者，現在身為劇場導演的米洛．勞，透過劇場工作，他與人一起創作、觀察社會現象，還到戰地研究調查，似乎可說是三個願望一次滿足了。劇場對他而言，有意義的事情在於傾聽、存在、理解、同理、在那一刻升起的情感、帶著反思的觀看，「在過程中，或許是排練或許是演出，如果有那麼一個短暫片刻讓任何一個人感動，讓任何一個人了解一些什麼，或許僅僅只是走進劇場的意義，那對我來說一切就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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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一具屍體、一座城市 我們身處的社會現實
一具被棄置荒郊的屍體，一樁恐同的謀殺案，將之重現╱重述於舞台上，導演米洛．勞想談的，並不止是社會案件而已。《重述：街角的兇殺案》是米洛．勞發表「根特宣言」後的第一齣作品，透過徵選素人演員、實地田野調查，米洛．勞關注的視角更拉大到城市規模，在劇中帶入工業沒落造成嚴重失業問題的無奈現況，尋找犯罪行為背後可能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