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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勞(Phile Deprez 攝 NT Gent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重建劇場的三個 W╱WHAT--事件vs.米洛.勞╱人物專訪 瑞士劇場導演

米洛.勞 劇場裡有意義的事,在於傾聽與同理

年輕時曾說過自己的人生志願是:社會學家、藝術家、戰地記者,現在身為劇場導演的米洛.勞,透過劇場工作,他與人一起創作、觀察社會現象,還到戰地研究調查,似乎可說是三個願望一次滿足了。劇場對他而言,有意義的事情在於傾聽、存在、理解、同理、在那一刻升起的情感、帶著反思的觀看,「在過程中,或許是排練或許是演出,如果有那麼一個短暫片刻讓任何一個人感動,讓任何一個人了解一些什麼,或許僅僅只是走進劇場的意義,那對我來說一切就值得了。」

年輕時曾說過自己的人生志願是:社會學家、藝術家、戰地記者,現在身為劇場導演的米洛.勞,透過劇場工作,他與人一起創作、觀察社會現象,還到戰地研究調查,似乎可說是三個願望一次滿足了。劇場對他而言,有意義的事情在於傾聽、存在、理解、同理、在那一刻升起的情感、帶著反思的觀看,「在過程中,或許是排練或許是演出,如果有那麼一個短暫片刻讓任何一個人感動,讓任何一個人了解一些什麼,或許僅僅只是走進劇場的意義,那對我來說一切就值得了。」

Q:你從十三就對歷史上的政治暴力事件有興趣,十九就去墨西哥北部的叢林訪談叛軍並寫成文章公開發表,你的所有劇場作品都是政治相關議題,這種強烈的政治參與感是從何而來的?

A這要從我外公開始談起。我爸爸那邊的譜系是從德國來的,所以我的姓Rau(勞)是德國姓氏,我的祖父和猶太裔的祖母在三○年代因納粹興起的關係移居瑞士避難。而另一邊,我媽媽那邊的譜系是義大利來的,我外公拉雷塞(Dino Larese)也在三○年代移居瑞士,就這樣在瑞士待了下來。我的外公是個作家,翻譯、寫傳記、青年文學、劇本、寓言故事集等等,他和當時許多作家是好朋友,例如湯瑪斯.曼(Thomas Mann)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我小的時候我父母就離婚了,有年夏天我是在外公家度過的,在那裡我第一次接觸到文學、劇本和人文思想,遇到很多外公的朋友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尤涅斯柯(Eugène Ionesco),那些回憶是我童年的啟蒙。另一個對我影響重大的人是我繼父,他是個托洛斯基主義者,他跟我說了很多托洛斯基、列寧和馬克思的極左派社會學思想。我想,這兩個人就是讓我對政治產生熱情的起點。後來,也很直接影響我去巴黎和蘇黎世主修社會學,和繼續選擇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去做劇場。

Q:你說過年輕時有三個人生志願:社會學家、藝術家、戰地記者,而你現在的工作剛好可以一次滿足三種興趣,是這樣的嗎?

A這麼說吧,如果我在漢堡戲劇院做契訶夫,那當然不會是這三種興趣的組合。但舉例來說,我現在正在做一齣戲《摩蘇爾的奧瑞斯特》Orestes In Mosul,我們去伊拉克北部,進到IS(伊斯蘭國)占領後已成為半廢墟的摩蘇爾做田野調查,我們邀請伊拉克的演員一起參與製作,我從田野調查的經驗開始寫劇本。所以在這樣的製作裡,這三種願望可以一次被滿足。當然如果身為一個作家或電影導演,也一樣可以輕易地滿足這三種願望,但我相較之下更喜歡劇場的原因,是因為劇場是一種社會工作,總是和一群人一起工作、一起做出什麼。

Q:如果你對政治有這麼強烈的熱情,想要積極影響政治方面的真實情況,怎麼會想在劇場裡工作呢?

A首先,我們盡量讓每個製作到處巡演,盡可能去十幾、廿幾個國家、演出超過上百場、連續巡演好幾年等等。我們盡可能幫每個製作寫書、拍紀錄片,在不同的媒介上流傳,盡可能地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作品。例如在我們說話的這個當下,比利時的某電視頻道正在播《重述:街角的兇殺案》的影像版本。再來,對我來說,讓作品有政治上的影響力,不僅是限於在政府機構握有權力,而是在象徵的層面上。例如藉由放映《剛果裁決》,兩個剛果的部會首長因此而下台。雖然《剛果裁決》僅只於呈現廿幾年來剛果東部內戰幾千個屠殺案例裡的三個案例,但在那一刻,我們因此而明白讓屠殺案例進行重新審判是有實際可能的!當然在某個時間點,公民社會和政府、司法機構必須接手這項任務,讓所謂的象徵影響力變成實質上的影響力,讓象徵法庭變成實際法庭。我們能做的事情是加速這個過程,在後面推它一把。在這個過程需要的不只是影片作品本身,還有媒體,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網路媒體,讓不同國家的人們知道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情。

Q:在《剛果裁決》和《莫斯科審判》公開上映後,除了剛果兩位部長下台之外,在這兩個國家有什麼其他實質的政治影響嗎?

A沒有。但這就是我所說的「象徵影響力」。其實我不認為帶有政治性質的藝術作品可以做到「展現可能性」以外的事。例如在《莫斯科審判》,我們呈現的是,如果二○一○年審判「暴動小貓」的法庭重來一次,人們怎麼討論這件事?她們有沒有可能在不同的可能性裡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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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

◎ 1977年生於瑞士伯恩,學術背景為德國文學與社會學,曾師事於托多洛夫和布迪厄。

◎ 1997年,隨友人前往墨西哥展開關於薩帕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的調查,也是首次踏上田野調查的旅途。2000年起成為《新蘇黎世報》記者之一;2003年起開始與德國、瑞士、比利時等地劇院合作,成為劇場導演與作家。

◎ 2007年成立「國際政治謀殺學院」,用以創作劇場作品、製作紀錄片、組織社會行動,並將之引介與國際社會。2018年5月接手比利時根特劇院藝術總監,並發表「根特宣言」。

◎ 歷年重要作品與形式包括:《仇恨電台》演出、電視電影、書籍、廣播劇本(2011/14);《莫斯科審判》演出、紀錄片、書籍(2013);《蘇黎世審判》演出、電視電影、書籍(2013);歐洲三部曲之《內戰》演出、影像裝置、書籍(2014);歐洲三部曲之《黑暗時代》演出、廣播劇本、影像裝置、書籍(2015);《剛果裁決》演出、電影、書籍(2015/17);歐洲三部曲之《帝國》演出、影像裝置、書籍 (2016);《五篇簡易小品》演出 (2016);《列寧》演出、書籍 (2017);《重述:街角的兇殺案》演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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