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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先鋒遇到前衛 高行健與台灣劇場的對話
高行健爲當代頗富國際盛名的中國劇作家，在大陸被視爲西方現代主義及先鋒派戲劇的代表。一九八二年他的劇作《絕對信號》在大陸引發了實驗劇場運動，次年《車站》被禁演，他本人成爲「淸除精神汚染運動」的主要批判對象。一九八五年他的《野人》上演再度引起爭論，八九年應邀往訪歐洲，天安門事件後定居巴黎，從事寫作與繪畫。作品已被譯爲多國語文，並在瑞典、德國、美國、南斯拉夫和香港的一些劇團上演。
去年九月，他執導近作《對話與反詰》在維也納首演，今年一月，法國巴候劇院將演出他的新作《生死界》。高行健和台灣的接觸始於《聯合文學》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給我老爺買魚竿》、聯經出版的長篇小說《靈山》。他的劇作《車站》、《彼岸》也分別在聯合報副刊及聯合文學發表過。大前年陳玲玲指導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生在國立藝術館演出《彼岸》，去年十月十六日起，果陀劇場的導演梁志民以《絕對信號》作爲台北火車站演藝廳的啓用演出，改名爲《火車起站》，並邀請高行健訪台三週。本刊在高氏訪台期間邀集了幾位戲劇學者、劇場工作者、及曾執導高行健劇作的陳玲玲、梁志民，在充滿後現代氣息的地下餐飮店「發條橘子」，展開一場對話。大陸的「先鋒」派，和台灣的「前衛」，本是avant-garde的同詞異譯，但在兩岸的指涉對象與發展路向互有異同。高行健的戲劇重視劇場性，將民間遊藝、說唱、戲曲同西方的實驗劇熔於一爐，要求語言和表演間的張力，形成富含哲理的獨特面貌，且不斷在作新的嘗試。而台灣的劇場運動則在經歷政治議題和演出形式的開發後，有了更多元的發展。這次對談中，高行健對於自己的創作路程，有頗爲精要的自剖，對台灣劇場的現狀，也提供了敏銳的見解。兩岸的現代戲劇，第一次有了這樣深入而公開的對話。
文字|姜秀瓊
第5期 / 1993年0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