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日本败战后，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营造出今日的经济大国。透过资本主义体制和民主政治的运作，使得日本的市民社会更加稳固和安定。在日常生活中，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参与选举，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消费商品。大多数的日本人相信自己正在享受民主和平等的成果。不过，如果仔细探究日本的社会，则可以发现在这种集团文化背后却隐藏著差别和排除的构造。而这是寺山修司所乐于去探讨的。
以种族和民族来说，「在日朝鲜人」和「部落民」在东瀛社会就一直承受差别待遇。这些人的身份往往被戮上「卑贱」的标志，以致整个市民社会形塑出有别于一般老百姓的「异形身体」。过去，在学校中，在日朝鲜人经常无缘无故遭受日本学生的殴打；而在社会上，他们更无法依循正常的管道到公司行号去求职。如此一来，在日朝鲜人只好往黑道行业去发展，如开设赌场、从事走私、涉足娱乐行业。
「卑贱人」有更多自由
透过这些例子，可以发现日本人在共同体和社会的形成过程中，背后却有一套排除的文化模式。显然，这种差别的意识形态一直激发寺山的兴趣，以致有别于正常人的「异形身体」不时地浮现在他的作品中。不过，他却运用剧场和电影的美学形式，将探讨范围扩及过去的农村共同体和战后的管理社会，因为他认为祇要人类的共同体和社会继续存在，必然会产生「神圣」／「卑贱」和「同」／「异」的分别。
过去，日本影歌星山口百惠曾主演一部由川端康成的短篇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伊豆的舞娘》。在片中，她饰演一位巡回各地而漂泊不定的卖唱者，在随著一群同伴浪迹到一个村庄入口时，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著：「卖唱者必须绕道而行。」显然，她们的「卑贱身份」由此可见。然而，由于这些卖艺人一直流浪于各地，因此不必像共同体的农民定住在某一个空间。相对而言，他们享有更多的行动空间，穿梭来往于各地。
历史学者网野善彦在《无缘．公界．乐》曾指出，在日本中世纪的贱民是被共同体或亲族遗弃的艺能民和职人，他们并没有固定的住所，更无法享有一般正常人的权利，难怪他们一直被视为「异类」。不过，如果定住于共同体的一般正常人是「同类」的话，那么这些「异类」似乎有存在的必要。因为透过「异」「同」的辩证关系，「异类」的形形色色可以发挥跟「同类」的互补作用。
在《田园死神》中，寺山刻意呈现一群在鄕间的马戏团成员。在表演过程中，侏儒、小丑、披戴著橡皮衣的空气女都一一上场。显然，这个马戏团是属于漂泊各地的卖艺团体，同时也是农村共同体外部的产物。然而透过他们的行业、身体面貌更可以让这些同质的农民去厘淸「内」／「外」的分别。换句话说，经由这些外来的「异类」更可以强化农村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范、秩序。
「异类」是社会共同体的祭品
如果运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诠释，那么这些「异类」无疑是共同体或社会的「祭品」。换句话说，人一旦变成「祭品」的角色，虽然没有被宰杀，但往往换来放逐的命运，而无法被共同体所认同。在《再见箱舟》一片中，主角舍吉娶了堂妹而犯下农村共同体的禁忌。不过，他岳父老早就将女儿戴上贞操带，以防这两人发生「近亲相奸」的禁忌。后来，主角舍吉一直无法跟太太进行性关系，以致遭到村人的嘲笑。某日，舍吉在一怒之下持刀将村长杀死。随后，他立即带著太太逃往一个无名的村庄，过著放逐的生活。最后，在这段自我放逐的日子里，他竟然发疯而失去记忆力。然而，为了生活，他开始重新认识周遭的人、事、物，所以每一样东西上面必须贴上纸写上字才能使他避免混淆，即使自己的身上也要黏上「俺」这个字。
事实上，在寺山的艺术世界中，「卑贱」和「神圣」的分别往往模糊不淸。换言之，这些卑贱的身体如流浪的卖艺者或是逸脱共同体禁忌的角色一再遭到排除的命运，但无形中使得社会和农村共同体更加确定自身的伦理和秩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猥琐的人物对集团的贡献使得他们更负有「神圣」的意味。或许，这是寺山修司要大家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也存在著另一种被排除的身体如乞丐、流浪汉、孤独的老人等。他们难道是卑贱的吗？
文字｜辜振丰 东吴大学英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