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核能发电使用上早于欧洲许多国家，但在终止这个计划的果决也先于他国，这是住民自觉的坚强力量。日本福岛核灾虽然发生在亚洲，在欧洲却同样受到关注，因为这牵涉到人类共同的生存命运与未来。欧洲各国艺术家也关心生存环境的问题，纷纷透过不同的媒材与表现方式，传递反核的信念。
德国是欧洲的经济与科技强国，从一九六○年代开始使用核能发电，七○年代起陆续在德国境内兴建核电厂，但是回顾历史，却也早在一九七三年激起第一个反核的强烈抗争行动。反核人士除了反对兴建核电厂之外，也反对因核废料影响了自然生态与居民的安全。一连串的活动促使环保和反核组织相继产生。世界上第一个以环保为首要政纲的政党——绿党（Die Grünen）由一班左派学生运动领袖创立，至今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党。
反核意识根深柢固 德国朝废核方向努力
福岛核灾促使许多国家再度反思核能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德国政府重新调整核能政策，加速让既有核电厂除役，二○一一年五月底决定立即关闭十七座核电厂中的八座，并在二○二二年关闭所有核电厂运作。身为欧洲的大国，此一决定引起同为经济大国的担忧，尤其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然而德国并不是在福岛核灾后才突然决定走向非核，冷战时期德国虽持续兴建核电厂且依赖核能，来自民间反战、反军工业、反核的声浪却从未停息，一九八六年发生的车诺比核灾，更让德国社会开始反思核电安全问题，非核废核的民意也逐渐成为德国社会中的主流声音，红绿联合政府于二○○一年即决定于二○二二年达成非核目标，届时所有德国核电厂将全数关闭。近十年开启的非核化进程，配合再生能源发展，提升能源效率，并提倡节电达成减碳及非核目标，不仅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在观望德国是否能够成功走向完全非核的时代。
一九六八年西方学生运动在德国引爆反美与反核的情绪，核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密切，也和西方发展核武及扩张军备有关。绿党于一九八○年成立，主张环保、反核和反对北约及华沙公约组织的军事行动。德国反核运动的标志——红色微笑太阳，以黄底黑色字体写上“Atomkraft ? Nein, Danke”（核能？不要，谢谢）。标志沿用多年，每次反核情绪高涨时，除了德国大学校园到处贴上标志与海报外，在大小城市中，市民皆自发性宣传核能的坏处和危机，参与者也不乏中老年人，德国反核意识早已根深柢固。
跟随德国政府弃用核能的决定，瑞士与比利时也相继表示逐步关闭所有核电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都将逐步效法。义大利全民公投迫使政府放弃发展核电，奥地利建造的唯一一座核电厂，早于二○○九年便改建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然而绿色非核之路仍要继续。
德国西部北威州卡尔卡尔（Kalkar）核电厂建成后，基于安全问题从未生产运作，一九九一年，荷兰投资者范德莫斯特（Hennie van der Most）买下了核电厂设施与土地，并邀请艺术家皮埃尔特（Jean-Marie Pierret）在冷却塔外部画上了雪山壁画，改造成「卡尔卡尔仙境游乐场」（Wunderland Kalkar），内有四十个景点，云霄飞车、飞天卡鲁塞尔、垂直旅游「跳跃之星」、「柯尔尼船」、怀旧的旋转木马、摩天轮等游乐设施，每年吸引超过六十万游客。
成军于杜塞道夫名为「发电厂」（Krafwerk）的德国传奇性电子音乐教父团体于一九七五年创作〈放射现象Radioactivity〉，提醒世人核能的不确定与危险， 歌词中这么唱著：
Stop radioactivity
Is in the air for you and me
Stop radioactivity
Discovered by Madame Curie
Chain reaction and mutation
Contaminated population
Stop radioactivity
Is in the air for you and me
诉诸影像与艺术作品 欧美动起来
一九四八年日本广岛受到原子弹惨烈侵袭，世人目睹核武科技怪兽的恐怖，义大利前卫艺术运动「原子世代」（Eaismo）以画家封塔尼（Voltolino Fontani）为首，集结诗人Marcello Landi与文学评论家Guido Favati，以文学及艺术在刊物Il Mondo发表，随后又加入更多的艺文界人士参与，唤起一般大众注意核能辐射带给人类的危害。一九五一年同时在义大利那不勒斯与米兰的艺术家成立「艺核运动」（Arte nucleare movement），以画家巴耶（Enrico Baj）与丹格罗（Serigo Dangelo）为主导人物，将核子战争的危害作为创作的主轴，尤其画家巴耶的积极行动力，以超现实与达达主义的风格，从绘画到雕塑与拼贴都充满反战意味，随后他也加入另一个欧洲当时的前卫运动团体「蛇派」（CoBrA），对于「超然科学」（Pataphysics）的浓厚兴趣，也让他与作家学者艾柯（Umberto Eco）有许多合作的机会。
一九八二年美洲洛杉矶的艺术家取材自毕卡索一九三七年反战大作《格尔尼卡》Guernica，重新制作并举办名为“Target L.A”的反核活动，将这张因战争所带来绝望与悲伤的画，重新创作成装置艺术并放置在联邦政府大楼里，借由无声且恐惧的面孔，抗议美国政府无止尽的核武研发。
丹麦电影导演与概念艺术家马德森（Michael Madsen）也是是哥本哈根声音展演空间“Sound/Gallery ”的创办人，曾完成多部精采且获奖的纪录片，二○一○年的《直到永远》Into Eternity描绘一项挖掘地底隧道的庞大工程正在芬兰的偏远地区默默进行，为了封存高度放射性的核能废料，必须建立安全且经得起任何气候变化的地道，至少十万年之内不危害地球。但是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这是否反而为后代埋下了无可挽回的灾难？
比利时小城多尔（Doel）自十七世纪便风力运用闻名，如今却被夹在核电厂与开发中的安特卫普商业大港之间，失去了原来的风土面貌。由荷兰导演法瑟尔特（Tom Fassaert）所执导拍摄的《多尔的天使》De Engel van Doel描述小城居民为求生存而离乡，但是乡村领袖艾蜜莉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和权利坚持不走，一股因环境遭受外力剧变的辛酸悲哀。
荣获一九九九年哥雅奖最佳动画长片Goomer由西班牙剧作家里菲若（Pedro Rivero）撰写剧本；年轻的西班牙插画家法兹奎兹（Alberto Vázquez）插画多刊载于西班牙最畅销报纸El Pais与国际杂志。两人共同完成的《鸟男孩》Birdboy描述一场核灾让原本温暖幸福的早晨变成无法逃离的噩梦，火光灾难摧毁身边的事物，也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以及曾经相信的梦想。
德国导演路德维西斯（Rainer Ludwigs）二○一一年的《车诺比故事》Leonids Story以一对夫妻的口述，加上手绘动画、照片拼贴、与真实新闻片段，在舒缓琴声的伴奏下道出此生最大灾难的辛酸；梅兹（Sebastian Mez）二○一三年的《乌拉山变形记》Metamorphosen将时间拉回到比车诺比事件更早的一九五七年俄国乌拉山核武工厂事故，但是居民独立于世，世人丝毫不知此地的核污灾难。影片的诗意性黑白影像强烈的传递出大自然的脆弱与人类坚毅的生命力，在欧洲各城市影展获得多个奖项肯定。
霍伯特（Antje Hubert）在德国大学修习的是艺术与历史，一九九六年才投入影像创作，二○一二的纪录片《家有核邻：德国反核抗争史》Das Ding am Deich-- Vom Widerstand gegen ein Atomkraftwerk记录汉堡邻近易北河预计兴建核电厂的居民抗争史（一九八六年启用），回顾从一九七三年至今的一段来时路，年迈力衰的老人与核为邻的辛酸充满悲戚，此片获得德国影评协会（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Filmkritik）二○一二年最佳纪录片殊荣。
欧盟推动绿能城市 能源利用新典范
二○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正值日本福岛辐射事件三周年，柏林的十字山／贝塔宁艺术空间（Kunstraum Kreuzberg/Bethatien, Berlin）策划了「远端观察—福岛在柏林」（Distant Observations. Fukushima in Berlin）展览，邀请廿五位／组艺术家创作，其中多位来自日本的驻柏林艺术家也参与创作展出。从艺术家的角度，以一个有距离的观察点来看日本福岛辐射事件的影响，虽然发生在亚洲，在欧洲却同样受到关注，因为这牵涉到人类共同的生存命运与未来。
欧盟自二○一○年推动绿能城市（European Green Capital），每年选出一个示范城市，展现政府与民间对再生自然能源及维护环境的积极作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2010）、德国汉堡（2011）、丹麦哥本哈根（2014）、英国布里斯托（2015）、西班牙Vitoria-Gasteiz（2012）、法国南特（2013）成为新能源利用的城市典范。
德国在核能发电使用上早于欧洲许多国家，但在终止这个计划的果决也先于他国，这是住民自觉的坚强力量，透过强力破坏性的抗争之外，许多来自德国的艺术家们也关心生存环境的问题，透过不同的媒材与表现传递反核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