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中至九○年代中期，被视为世纪黑死病的爱滋在法国肆虐，造成民众深刻的恐惧，面对这场风暴，法国艺术家也藉著创作探索生命抗争背后的人性价值。如剧场导演莫虚金、舞者暨编舞家亚蓝．布法、电影导演欧诺黑等都有相关作品，他们召唤了早逝的灵魂，让大家感受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创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们的作品并非单纯缅怀过往，反而映照出现实的未竟之业。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五年是法国的「爱滋年代」（Années Sida）。从发现感染病例到推广鸡尾酒疗法的十三年间，「世纪末黑死病」夺走了三万人的性命。多数的罹难者当时被视为社会的边缘分子：男同性恋、非法性工作者和毒品注射者。这波死亡阴影让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将爱滋病污名化。面对人言可畏的压力，许多染病的名人被迫保持沉默，悄悄地承受病痛的折磨（注1）。卅年后，许多回溯这段暗黑年代的作品陆续面世，不管是荣获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的《每分钟120击》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或赫佐（Christian Rizzo）二○一六年的编舞《伊恩症候群》Le syndrome Ian。面对曾席卷社会的爱滋风暴，法国艺术家如何探索生命抗争背后的人性价值？
探讨当下争议 从道德规范中解放的肉身
九○年代初，爱滋病不再只限于特定族群，反而波及一般民众。由于卫生体系的疏失，法国捐血中心发现大量具有HIV病毒的血液，并感染了近两千名血友病患。面对这场「血祸」，阳光剧团团长莫虚金（Ariane Mnouchkine）感到义愤填膺。她决定邀请作家西苏（Hélène Cixous）透过史诗般的笔触，重新省视这场官商勾结造成的人道惨案。一九九四年首演的《逆天悖理之城》la Ville parjure铺展出一个介于远古与现代的暧昧时空：面对瘟疫肆虐，失去孩子的悲恸母亲号召百姓，公审失职的执政者。然而，争锋相对的激辩却无法还她一个公道，只突显了人性的软弱与堕落。导演运用希腊悲剧的形式处理当下备受争议的社会丑闻，企图探讨民主价值，唤醒公民意识。尽管立意深远，这出戏仍受到许多卫道人士的强烈批判，剧中复杂的思辨也让多数民众望之却步。直到一九九九年，司法法院判定政府隐瞒实情，导致「过失致死」，《逆》剧的历史意义才终于获得肯定。
除了戏剧演出，法国编舞界也用身体展现生命在垂危之际的终极搏斗。自从发现染病之后，舞者布法（Alain Buffard）转向编舞创作，展现肉身的脆弱与身分认同的矛盾。布法以融合造型艺术、行为表演与肢体语汇的创作风格，开启了法国当代编舞界的崭新视野。他的作品一再探讨身体自主、性别象征和主体意识，不但突显了存在的复杂，也充满一种批判的政治力。知名的法国舞蹈评论家卢波（Laurence Louppe）就赞扬布法：「他跳脱了过往艺术革命的框架，证明身体永远是提问的最佳工具。（注2）」
透过Good boy（1998），布法从自身经验出发，呈现出肉体与灵魂、性别与认同、病痛与欲望之间的冲突。在这支单人舞中，赤裸上身的男舞者用医药绷带把药罐绑在脚跟，仿佛穿了一双高跟鞋。接著，他捧著成堆的药盒，展示于观众面前。他挺立却失衡的身体不仅给人一种雌雄难辨的暧昧感受，也表现出他对抗病魔的煎熬与毅力。最后，他穿上一件件白色内裤，仿佛暗喻HIV带原者病危时的失禁肉身，以及面对社会压力的心灵耻辱。Good boy借由单纯的行动表现出身体的双重意涵：它既是欲望爆发的场域，又是抵抗死亡的战场。千禧年初，布法延续著Good boy的编舞风格，发展Good for…（2001）和《坏种》Mauvais genre （2003）。不同於单人舞作，这两出作品并没有太多自传色彩，反而强调出现代人备受束缚、愈趋异化的体态。透过这两支舞作，布法似乎向观众提问：爱滋风暴之后，我们该如何从道德规范中解放，重新诚实地面对身体和欲望？
重探故人创痛 省视当代矛盾
尽管爱滋病如今已非致命绝症，但它仍让当代民众心有余悸。法国电影导演欧诺黑（Christophe Honoré）近两年推出了三部不同形式的创作，回溯他曾走过的爱滋年代：《你父亲》Ton Père（2017）以自传小说回忆少时离家的同志父亲，《喜欢你、爱上你、逃离你》Plaire, aimer et courir vite（2018）用影像描绘罹患爱滋的作家在生命尾声对于爱的徬徨，《偶像》Les Idoles（2018）则透过剧场，追溯启发他创作细胞、又不幸丧生于爱滋浩劫的艺术家。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源自六年前法国的反同婚运动。当时的保守声浪使他发现同志族群仍被主流社会所排挤，因此，他想要透过自身经验，探索同志如何觉醒、成长、茁壮。
《偶像》透过纪实创作和即兴发展，让风靡九○年代艺文圈的六位同志创作者展开一场虚构的对话：拉高斯（Jean-Luc Lagarce）、戈尔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吉伯（Hervé Guibert）、达内（Serge Daney）、寇拉（Cyril Collard）、德米（Jacques Demy）（注3）。透过这出戏，欧诺黑企图唤起大家的集体回忆，呈现当时的爱滋病患者背负了哪些道德压力、心中又有什么样的罪恶感、怎么看待生死关头的奋战、如何面对卅年来意识形态的变化？为了排除怀旧效果，导演刻意跳脱写实框架，选用不同性别与种族的表演者。他想要破除名人的不朽形象，建立过往和当代的对话，并让观众重新认识他们的魅力，以及复杂的人性，如他所言：「这出戏具有一种亵渎偶像的残忍，但同时，我也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感官十足的活力。（注4）」
《偶像》的舞台由金属支架与水泥地板搭建而成，如同过去吸毒者和同志群聚的阴暗角落，也像是一座超越时空的荒废车站。尽管舞台视觉令人感到昏沉幽暗，欧诺黑借由节奏明快的场面调度，以及情感充沛的生动表演，让观众融入一场发人深省又幽默风趣的思辨之中。
无论是剧团、编舞家或电影导演，法国艺术家多半以关怀的角度，省思爱滋风暴对于人性的考验。他们召唤了早逝的灵魂，让大家感受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创痛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们的作品并非单纯缅怀过往，反而映照出现实的未竟之业。这种承先启后的创作鼓励观众打破沉默、走出恐惧与愤恨，重新找回继续存活的勇气与力量。
注：
1. 这些名人包括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例如：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编舞家巴古叶（Dominique Bagouet）、舞者纽瑞耶夫（Rudolf Noureev）等。
2. Laurence Louppe, Art press, n°234, avril 1998.
3. 除了台湾观众较为熟悉的剧作家戈尔德思，拉高斯也是1990年代法国剧场的佼佼者；他不仅写剧本，也身兼导演与演员，最广为人知的剧作为《只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吉伯年轻时就在法国文坛展露头角，不但撰写小说、评论、剧本，也从事摄影创作，知名著作为《给那没有救我的朋友》À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时报出版，1997）。达内是法国深具影响力的影评人，1973年开始担任《电影笔记》主编，也是《解放报》的影像权威。寇拉为法国90年代备受注目的小生，也身兼电影导演，最有名的作品为《夜夜夜狂》Les Nuits fauves。德米则为法国影坛大师，承接新浪潮后期的他执导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舞片，如《秋水伊人》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柳媚花娇》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驴皮公主》Peau d'âne。德米于1962年与「新浪潮祖母」安妮．华达（Agnès Varda）结婚，两人育有两名子女。然而，直到2008年——德米过世18年后，华达才坦承他死于爱滋，而不是癌症。
4. Alexandre Demidoff, «Le sida a fauché mes idoles et j’étais inconsolable» in Le Temps, 31 août 2018.
